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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民生情怀     戴鞍钢    2016年11月11日00:00

孙中山先生不仅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而且一生关怀民生,最早在中国提出了“实行社会主义”的目标。

出生于农家的孙中山,自幼对下层民众的贫困生活有着切身的感受。他曾和宋庆龄谈到,幼时的生活体验,使他很早就产生这样的想法,“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1900年前后,当有人问起:“先生土地平均之说得之何处?”孙中山答道:“吾受幼时境遇之刺激,颇感到实际上及学理上有讲求此问题之必要。吾若非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则或忽视此重大问题亦未可知”。他对民生的关怀,促使其义无反顾地投身艰苦卓绝的救国救民事业,也贯穿其革命生涯的始终。

上书关注民生疾苦

 

孙中山

1883年孙中山结束在檀香山五年的求学,回到家乡翠亨村,目睹父老乡亲依旧生活困窘,立即着手筹备教育、防盗、街灯、清道、防病等一些改良乡政的实践,期望通过这些努力,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但就是这些改良乡政的努力,也为当地守旧势力所不容。不久,孙中山被迫离开家乡,去香港继续求学。在港期间,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初步萌发了革命的念头,但受当时改良思潮的影响,他仍倾向于通过温和的途径,促使清朝政府改弦易辙,谋求民富国强。为此,他于1894年上书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在中国解除对民间工商业发展的束缚,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根本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的改革方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做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孙中山对此抱有很大的期望,诚如他后来自述的,当时他确实希望通过“请愿上书等方法,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

但令孙中山尚未料及的是,李鸿章对他满怀热望的上书,态度极为冷淡。孙中山大为失望,“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于是,决意通过革命去拯救祖国,去谋求民富国强。即使遭遇伦敦被难、命悬一线的磨难,孙中山仍矢志不渝,坚信只有革命才能实现他的救国爱民主张。他在1897年初明确指出:“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并充满信心地预言,他所倡导的革命必将成功,因为它代表了时代的要求,中国的“全体人民正准备着要迎接一个变革,有大多数的诚实的人们,准备着而且决心要进入公共民主的生活”。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证实了孙中山的远见卓识。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作为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有人对“平均地权”表示异议。孙中山“乃历举世界革命之趋势及当今社会民生问题之重要,谓平均地权即解决社会问题之第一步方法,吾党为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高瞻远瞩,不当专向种族、政治二大问题,必须并将来最大困难之社会问题亦连带解决之,庶可建设一世界最良善富强之国家”。经解释后,虽仍有人持保留态度,但孙中山所提的同盟会宗旨终于获得通过。

民生主义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中,有着特别的意义,也是他多年来深思熟虑的结果。1899年他在日本横滨与梁启超谈话时就认为:“今之耕者率贡其所获之半于租主而未有已,农之所以困也。土地国有后,必能耕者而后授以田,直纳若干之租于国,而无复有一层地主从中剥削之,则农民可以大苏”。孙中山自述,他之所以提出民生主义,是因为他亲眼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是因为他希望革命成功以后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无贫困无剥削的美好幸福的社会,而不是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因此,他提出了民生主义作为预防资本主义祸害的方案。他说:“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

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平均地权”。《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规定:“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孙中山曾详细地解释了“平均地权”的具体内容。要而言之,孙中山民生主义的重点在城市的土地问题,即“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似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

安置苏北饥民

1912年1月1日,民国肇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揭开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辛亥革命爆发后,从海外赶回的途中,孙中山就明确指出:“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他所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立即制订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条例,倡导兴办实业,努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中,财政部拟定了“商业银行条例”,鼓励民间资本兴办银行。具有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则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国民有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这些都给有志于投资实业的人们,以信心和鼓舞。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久,苏北等地遭遇大灾荒。其中的苏北虽也属平原,但总体上说,尤其是与苏南相比较,其自然地理环境明显欠佳,属灾害频发区域。具体表现为其处于暖温带与北亚热带的交界处,气候的变化较大。当季节变换的时候,春季有时寒潮太强,使春季锋面波动在本区内不能充分发展,减少了降水机会,往往形成春旱。夏季雨水集中,又会形成洪涝灾害。苏北平原历史上的干旱,在农田水利系统脆弱的情况下,常会出现颗粒无收的严重后果。每逢灾年,当地民众往往被迫背井离乡、外出逃荒求生。经济相对发展的苏南和上海,成为他们主要的去向。此外,当长江口河川径流与海流合力作用时,苏北平原南部常常遭遇潮灾的侵害。这种侵害,不仅使沿海灶民和盐民聚落受到极大损失,还冲破海堤,涌入堤西农田,造成卤水倒灌,土地盐碱化严重,农业失收。但更严重的自然灾害,乃是黄河自南宋始逐步夺淮入海,至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全部夺淮入海后,形成的连年的洪水灾害。至清末黄河北去,淮河失去故道南下长江后,整个苏北平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几乎已到了崩溃的危险境地。

这种状况,甚至引起海外媒体的关注。1912年3月24日,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对苏北农村55户家庭作了调查:“8户家庭中仅有1户家中尚有存粮。为所有人准备的食物都是红薯叶和胡萝卜头,而3户中便有1户只能吃榆树皮。在这55户家庭中,已有4人被饿死,其他人中有不少最多只能再活几天。在这一地区,如果没有外部援助,至少会有三分之二的人饿死,因为离粮食收获还有整整4个月。这里的情形反映了苏北灾区的普遍状况。据在此居住多年而且熟悉当地情况的传教士估计,苏北约有100万人面临饥饿威胁。”

这时,即使将被迫卸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仍坚定地对外国来访者表示:“民国政府未来将采取更为积极有效的措施,避免人民陷入饥荒。”一些外国慈善机构建议“兴建聚落农场,不但可以为成千上万的饥民提供理想的避难场所,同时还可有效避免饥荒进一步加剧”。美国《纽约时报》载:“孙中山先生对该计划表现出浓厚兴趣。他指示从南京附近安排一块废弃土地用于试验。”之后,大约有20户饥民家庭在试验区内获得安置。按照计划,“这些辛勤劳作的农工和他们的家庭将获得资金补偿,直到收割第一批作物。之后,他们将开始自己经营,并向政府交纳土地税和项目启动资金的借贷利息。此外,允许农工通过做工方式付清大部分税款,以避免他们负担过重”。该报称:“该计划最大优点是农场工人可通过集约高效的劳作实现自助。这些流离失所的饥民,通过精细周到的经营管理,可通过自己的努力恢复重建家庭生活”。

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孙中山又先后至上海、武汉、福州、广州、北京等地,宣传民生主义和实业救国的主张,强调“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仆抱三民主义以民生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并且全力投入提倡实业的宣传和实践活动中。因当时袁世凯的反动面目尚未完全暴露,孙中山觉得以推翻君主专制、建立共和政体为主要目标的政治革命,已经圆满成功,余下的问题,是怎样使人民尽快摆脱贫困,也就是怎样去完成振兴实业和改善民生的任务。

提出“耕者有其田”

在短短半年多里,孙中山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都号召大力兴办实业,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加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他在杭州国民党浙支部欢迎会上的演说中,语重心长地强调:“今天革命的目的——建立共和,虽是已达,但建国大业尚未开始,人民还很苦,强邻还虎视。要建设一个富强的民国,首先要实施民生主义。实施民生主义的四大纲领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铁路国有,教育普及。这是改革社会,提高人民生活主要途径。”他特别重视发展铁路事业,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实业的关键。直到宋教仁被刺杀,孙中山才从埋头于实业转而更多地关注现实的政治斗争。自那以后,他为着重建民主共和与北洋军阀开展英勇斗争,同时进一步思考、架构全面推进中国实业建设的宏伟方案,并在1919年完成了著名的《实业计划》一书。

但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下,国内政局动荡,各派政治势力纷争激烈,大小军阀割据争斗不已,孙中山的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的规划根本不可能得到实施,这不能不令他既忧心如焚,又极为愤怒。当时他在与卫士马湘一起散步时,触景生情,直抒胸臆:“你看!(上海)愚园路这一带地方,以前都是坟墓,现在都是华丽的洋房了。这些洋房都是我国军阀建筑的。他们割据地方,横征暴敛,开烟开赌,无恶不作,吸尽民脂民膏,来到这里盖起洋房,娶小老婆,打麻雀牌,饮洋酒和吃大菜,弄得工人农民都吃不饱,穿不暖。这样,中国还能不亡国?所以我们非打倒军阀不可。”

农民的土地要求,一直是孙中山所深切关注的,他主张通过“平均地权”予以解决,国民党“一大”宣言关于民生主义的解释,载有“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农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殖荒徼,以均地力”的内容,体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精神,但尚缺乏具体实施的规定。在民生主义的讲演中,孙中山具体阐述的仍是“平均地权”的主张,把“耕者有其田”视为将来要推行的措施。他说:“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各国不同,而且各国有很多繁难的地方。现在我们所用的办法是很简单很容易的,这个办法就是平均地权。”孙中山认为:“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保障农民的权利,要怎么样令农民自己才可以多得收成,那便是关于平均地权问题,前几天,我们国民党在这个高师学校开了一个农民联欢大会,做农民的运动,不过是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起点,至于将来民生主义真是达到旨约,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他说:“现在的农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都是替地主来耕田,所生产的农品大半是被地主夺去了。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应该马上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如果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民生问题便无从解决”。

几天后,孙中山出席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他在演说时把“耕者有其田”提上了议事日程,并表示要仿效苏联的做法。他说:“现在俄国改良农业政治之后,便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国的田土都分到一般农民,让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对于国家纳税,另外便没有地主来收租钱,这是一种最公平的办法。我们现在革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没有田地,每年还是要纳田租,那还是不彻底的革命。”但是他又认为目前不能贸然效仿苏俄的办法,表示这要有待于通过对农民的宣传,使农民觉悟和组织起来在推行照地价抽税的办法遭到地主的反对时再来实行。

孙中山对民生的深切关怀,极大地鼓舞了劳苦大众的革命热情。1924年7月,广州近郊农民千余人在广东大学礼堂集会。孙中山看到许多衣衫褴褛的赤脚农民,从四面赶来参会,深为感动,便对宋庆龄由衷地感叹:“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时刻关怀民生的领袖,自然得到民众的衷心爱戴和拥护,在这里得到最朴素最生动的体现。(作者戴鞍钢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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