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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恢复重建浙江大学湄潭校区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作者:蔡永飞发表日期:2016-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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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湄潭旧址

浙大在遵义、湄潭七年的宝贵经验及其现实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为战争形势所迫,浙江大学从1937起开始西迁,1939年底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回迁杭州。因为西迁路线与红军长征路线颇为相似,这次西迁之举被老一辈领导人彭真称为“文军西征”。西迁的浙大(下文把西迁时特别是在遵义湄潭的浙大简称为“西浙大”,以区别于今天的“东浙大”)创造了宝贵的精神价值和办学经验,不仅堪称历史丰碑,也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吉安是今江西省地级市,下辖泰和县,民国时另有吉安县;遵义是今贵州省地级市,下辖湄潭县,民国时令有遵义县。——编注)

第一,西浙大体现了中华民族顽强不屈、尚文重教、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西浙大的精神首先是和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战精神融合在一起的。抗日战争中,为了保护民族文化不被强敌消灭,以校长竺可桢为代表的浙江大学师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历经千难万险,保存了一大批民族精英,并且顽强不屈地开展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创造活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生命力和卓越创造力。

竺可桢和他的许多同事一样,是文弱书生、谦谦君子,但他们是英勇无畏的民族英雄。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竺可桢和他的同事们把西浙大办成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对振奋和凝聚民族精神、提升民族自信力、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西浙大的贡献并不亚于在抗日前线打胜仗的将士。尤其是,西浙大许多人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诸多领域的领军人物,这是西浙大对中国现代化的重大贡献。

应当说,西浙大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财富。今天执政党号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基于这样的视角,可以认为迄今为止对西浙大精神价值的发掘还是非常不够的。

据了解,描写西浙大历史的电影只有一部,即1985年上影厂拍摄的电影《流亡大学》,并且这部电影有许多局限性,缺乏应有的艺术感染力。就学术研究而言,对西浙大历史的研究也不够深入,在网络上可以查到的论文只有几十篇,专著也只有浙江大学出版社的一部《西迁浙大》。2010年,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领导协调小组办公室拍摄了十集纪录片《文军西征》,2013年,吉林卫视拍摄的系列专题片《回家》中含有五集《湄潭旧事》,以音像形式研究和宣传了西浙大历史,但仅此两部,影响力也十分有限。许多西浙大文物也没有得到保护,直到1990年,才将原西浙大图书馆湄潭文庙建成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但展品和资料也不多。可以说,无论研究还是宣传,都有愧于创造了辉煌历史的西浙大前辈,有愧于对西浙大时期牺牲奉献的遵义湄潭人民。

尤其是,今天的浙江大学尽管也比较重视校史的学习研究和精神传承,但显然不够,《湄潭旧事》在浙大校园采访,多有学生不知道西迁历史。如果恢复重建浙江大学湄潭校区,那么毕竟是在西浙大所在地,师生们对西浙大的精神价值会有更直观的感受,也一定会极大地促进西浙大历史的研究和优良传统的学习传承,浙江大学其他校区的师生来“朝觐”西浙大的精神家园也将更有实效。

第二,西浙大的办学经验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伟大创造。西浙大最可贵的办学思路,是积极为所在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刚到遵义的时候,竺可桢就提出要“竭尽知能当有裨于黔省”。其实,从数十种西浙大学者撰写的标题就含有“遵义”、“湄潭”的论文,就可以看出当时校地良性互动关系,如谈家桢:《中国西南果蝇之调查与研究》;刘淦芝:《湄潭茶树害虫初步调查》;钱英男、赵明强:《遵义之农家经济》;张德粹、张海帆:《湄潭信用合作社之概况》;叶笃正:《湄潭大气电位》;尹世勋:《湄潭之气候》;张其昀:《遵义新志》,等等。不妨设想,假如西浙大回迁杭州时留下一部分师生创办浙大分校区,那么从1946年到2016年整整70年,会多么深刻地造福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更应当关注的是西浙大对遵义湄潭教育事业发展的支持和影响。西浙大不仅帮助当地民众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移风易俗,更直接推动和参与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发展。1939年,国民政府在湄潭成立了一个中央实验农场,第一任场长由西浙大农学院兼职教授刘淦芝担任。1940年,湄潭县立中学与浙大实验学校合并,创建了浙大附中,教师全部由西浙大学生担任。1942年,在西浙大支持帮助下贵州省湄潭实用职业学校成立,为湄潭地区培养了大批实用性技术人才。西浙大全方位参与当地多层次人才的培养,充分发挥了高等学校对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应有作用。

与此同时,竺可桢校长以“求是”为校训,借鉴整合东西方教育思想,形成了西浙大的独特办学理念思路,培养了西浙大师生不怕困难、专心求学的凝聚力、向心力和不懈奋斗精神,也培养了一大批学者专家,并创造出一大批世界级学术研究成果。

1944年10月,英国学者李约瑟应竺可桢校长之邀来湄潭讲学,原计划只待三天,结果留了七天,他被西浙大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诸多学术成果所吸引,热烈赞誉西浙大是“东方的剑桥”。回国后,他在《自然》杂志上著文说:“湄潭是浙大科学活动的中心,在那里,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有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

李约瑟提到了王淦昌,谁能够想象,美国原子弹研制成功还有他的贡献。1992年,王淦昌回忆说:“1940年初,到了贵州遵义,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教学和研究环境。我集中阅读了近几年有关中微子问题的论文,写成了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此文1942年1月在《物理评论》杂志发表。正是按照王淦昌的思路,美国物理学家阿伦(John F. Allen)完成了“王淦昌-阿伦实验”,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据此制造出了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后来王淦昌本人和学生程开甲也成为新中国的“两弹元勋”。

王淦昌、程开甲,还有竺可桢、苏步青、陈建功、卢鹤绂、束星北、贝时璋、谈家桢、李政道、马一浮、丰子恺、张荫麟、梅光迪、钱穆、谭其骧等等中国学界泰斗,都是西浙大的名片,他们中的许多人和其他同事51人成为新中国两院院士。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是1943年考上西浙大的。2004年他在《<束星北档案>序》一文中写道:“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如果说竺可桢校长领导的西浙大是浙大历史上一个最辉煌的时期,或许恢复重建浙江大学湄潭校区,也将是竺可桢办学思想再创辉煌的一个新机遇。

第三,西浙大在遵义湄潭的七年,充分体现了遵义湄潭人民敬学重教的优良传统。当竺可桢透露浙大西迁贵州的意向时,遵义和湄潭方面主动发出了邀请。1939年6月,竺可桢来到遵义和湄潭实地考察,时任湄潭县县长的严浦泉为争取浙大迁到湄潭做出了极大努力。他专门成立浙大迁移协助会,动员民众腾出250多间房舍,并将湄潭文庙、民教馆、救济院等公房交给竺校长。

当时的湄潭县人口只有1000多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十分低下,老百姓从未见过电灯。西浙大迁入湄潭县城和永兴镇后,尽管物资供应十分紧张,但湄潭人宁愿自己节衣缩食,也不让西浙大师生挨饿。一位校友在回忆文章中说,当时他和同学曾经看到当地有百姓家里把死人抬出门,一问原因,说是饿死的!就是在如此艰难困苦中,湄潭人养育西浙大人整整七年,让西浙大师生从容论道、弦歌不辍。生物学家贝时璋曾经撰文说:“我的黄金时代在湄潭。我特别要感谢遵义、湄潭人民倾其所有,使浙大有一个良好的办学环境,没有遵义、湄潭人民的养育之恩,也就没有今天浙大的发展壮大。”

遵义湄潭人民尚文敬学、尊师重教,他们对西浙大的这份感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宏伟目标的动力所在。

恢复重建浙大湄潭校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恢复重建浙江大学湄潭校区,是在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背景下加快遵义乃至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发达东部地区带动欠发达西部地区发展、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是发达地区实行教育扶贫、推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均衡布局的需要,是浙江大学继承西浙大优良传统、回馈遵义湄潭人民的需要。

高等教育相对滞后是现阶段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发展滞后的一个根源。贵州省现有58所高校,其中30所在省会贵阳,遵义市在贵州地级市中高校数量还是比较多的,现有遵义医学院、遵义师范学院、遵义医学院医学与科技学院、遵义职业技术学院、贵州航天职业技术学院、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以及设在湄潭的贵州大学茶学院7所高校。但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每10万人口建一所大学的标准来看,还是远远不够的。贵州省2015年末常住人口3529.50万,遵义市2014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为615.49万、户籍人口为787.03万人。这个统计数字表明,不仅从人口数量看,贵州的高校很少,还因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造成人口不断外流。

不仅数量应当增加,质量更需要提升。现阶段贵州省只有贵州大学一所综合性高校进入“211”工程,并且在“211”中排名十分靠后,其他均为省级大学,多属于教学型、应用型高校,综合型、研究型大学很少。如果能够恢复重建浙江大学湄潭校区,并且以建设成为一所综合型、研究型大学为目标,那么,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如果湄潭校区达到浙江大学杭州校区的水平,乃至恢复到西浙大的地位和影响力,必将对遵义乃至贵州全省特别是遵义西边的毕节(2015年年末常住人口为660.61万人)、东边的铜仁(2015年常住人口312.24万人)乃至临近的四川、湖南、重庆一些地方的发展,起到带动和辐射作用。

一些专家和官员认为,落后地区发展高等教育应当从发展应用型高校、培养专业技术人才起步。事实上,建设综合型、研究型大学更为重要、更有意义。如果能够像西浙大那样聚集一大批世界一流学者,创造世界一流研究成果,那么,在黔北地区这样发展滞后的地方,她可以为当地数千万人口提供高层次、高质量的精神文化影响,成为凝聚千百万民众的精神高地、文化中心。优秀的大学不仅是学校学生的灵魂工程师,也是当地民众的灵魂工程师,可以整体提升一个区域人口的精神层次。如果总是着眼于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许多人口还会流向精神层次更高的外地城市。在黔北中间地带插入浙江大学湄潭校区,就如同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一样,是反贫困、谋发展的治本之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或许有人会说:虽然西浙大的历史证明在湄潭也可以办出世界一流大学,但西浙大是外敌逼迫使然,毕竟那里太过偏僻遥远,难以吸引一流师资和生源。其实,“偏远”是相对“中心”而言的,成了文化中心就不再“偏远”了。从北京大学支持石河子大学发展的经验来看,只要在起步阶段,安排东浙大优秀教师轮流到湄潭校区工作,就可以逐步带出教学科研队伍,生源也将由此逐步改善。尤其是,东浙大应当以学习西浙大前辈为号召,激发年轻教职工的奉献精神和创业激情。而且在航空、铁路、网络通讯等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经基本达到发达地区水平的今天,遵义湄潭山清水秀的美好生态也会对发达地区的师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尤其是,2012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已经承诺为贵州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提供政策支持。这一文件规定,国家将“支持贵州优化高等学校布局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鼓励贵州高校与国内外高校联合办学”,“加大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和中央预算内投资对贵州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在中央政府的大力和持续支持下,在浙江大学和贵州省及遵义市的共同努力下,恢复重建浙江大学湄潭校区一定能够成功。

具体操作办法建议如下。

第一,可由贵州省遵义市正式向浙江大学提出恢复重建浙江大学湄潭校区的建议,并请浙江大学制定相应规划和实施方案。相信浙江大学方面会接受这一建议,因为假如竺可桢、苏步青、贝时璋、王淦昌、谈家桢等老前辈还在的话,他们一定会大力支持这一建议。既然浙大与遵义湄潭有此历史渊源,为遵义乃至黔北发展发挥作用不仅是道义责任,其实更是其报效国家的难得机遇,也是自身发展的难得机遇。

第二,当年西浙大在遵义分成了遵义县城、湄潭县城、湄潭永兴镇三个校区,新校区可以集中在湄潭县城及其附近,这样不仅体现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直接送到县域地方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可以以湄潭县政府所在地湄江镇的名义,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2016]147号),申报为特色小镇(其“特色”最鲜明的可以是浙江大学新校区建设和西浙大文化科技园区)。根据这一文件中“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支持符合条件的特色小镇建设项目申请专项建设基金,中央财政对工作开展较好的特色小镇给予适当奖励”等文件精神,获得批准后,作为湄江镇特色小镇重点项目的浙江大学湄潭校区建设,将会得到政策和资金支持(据了解,国家将给每个特色小镇提供几十亿到数百亿的资金支持)。

第三,可借力国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邀请某个欧美名校合作创办浙江大学湄潭校区。在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曾开创了创办中外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温州肯恩大学)的成功先例(近期还有中国科学院与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落户郑州的案例),这一宝贵经验也可用于浙江大学湄潭校区建设。比如说,既然西浙大被誉为“东方剑桥”,浙江大学和贵州省方面或可共同邀请英国剑桥大学参与浙江大学湄潭校区建设,把浙江大学湄潭校区办成由浙江大学和剑桥大学合办的一所全新的中外合作大学,让她再造“东方剑桥”的辉煌。

(本文原刊于12月20日出版的《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第7版,目前的版本有增补。)

作者系蔡永飞  法学博士、民革中央三农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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