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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公:善听的大智慧——《左传》表达的古代智慧(五)
来源:《团结杂志》2016年第五期作者:吴先宁发表日期:2017-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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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五霸”是哪五个?一种说法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另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有人统计,历史上对“春秋五霸”是哪五个有八种不同的说法,就有八种不同的版本,就像现在说大学的前五名,不同的排行榜上有不同的学校。但不管在哪个版本上,晋文公都是榜上赫然有名,不可排除的。再比如战国时的齐宣王碰到孟子,就要向他打听“齐桓、晋文之事”,也就是向他了解春秋时期霸主的功业(言下之意就是自己也想试试),而以“齐桓、晋文”指代其余,也可以见出晋文公在春秋五霸中的代表性和不可替代性。

  晋文公姬姓,名重耳,晋献公之子。《左传》记载他在做公子的时候遇到内乱逃到国外,在列国流亡十九年,而后在秦穆公的帮助下杀回晋国做了晋国的国君,是为晋文公。他在位仅九年(前636年—前628年),却能任用贤能,对内实行通商宽农、明贤良、赏功劳等政策举措,改革军制,扩充军备,使晋国国力大增。对外则合秦联齐、伐曹攻卫、救宋服郑,平定周室王子带之乱,受到周天子赏赐。公元前632年,晋国于城濮大败楚军,并召集齐、宋等国于践土(今河南原阳)会盟,成为春秋五霸中继齐桓公之后的第二位霸主,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当代史学家顾颉刚更认为,晋文公领导的城濮之战遏制了楚国,使其不得向北发展,而他的儿子晋襄公凭藉父亲奠定的基础,于殽之役遏住了秦国,使他们不得向东发展。有了晋国这两次大的胜利,春秋时期的中原诸国才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诸子百家的灿烂文化才逐渐得以孕育、发展和繁荣。由此说来,晋文公的功业不仅在于强盛了当时的晋国,更在于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可谓盛哉懿欤。

  其实晋文公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漫长曲折而充满了各种艰难险阻。他本就不是国君的继承者,太子申生才是原定的“储君”。只是因为晋献公的宠妃骊姬预谋自己的亲生儿子奚齐做太子,设计陷害太子申生(所设之计太毒辣,这里就不说了),申生被迫自杀了。骊姬又转头来收拾晋献公的另外两个儿子,必欲除之而后快,一个是夷吾,一个就是重耳。两人分头逃到自己的封地,又逃出国去。重耳先是逃到狄,接着逃到卫,然后是在齐、曹、宋、楚各国流亡,最后到了秦。他所到之国,有的对他客气一些,有的对他简直就是戏弄和侮辱。他在流亡路上饿过肚子,向村人要一点吃的,结果村人给了他一个土块;他也有过消沉和萎靡,齐国对他好一点,送给他马车,又送给他美女,他就被眼前一时的安逸所软化,想终生在齐国做寓公了,只是在他的“从亡之臣”的软硬兼施之下,他才又踏上了等待时机、寻找支持的流亡之路。如此这般,在列国之间流浪了十九年。

  那么晋文公一个两手空空、落魄逃难的公子,居然得以重返祖国而且登上大位,成就了霸业,他是靠什么做到所有这一切的?许多历史学家在总结的时候,大多认为他能够信任贤能,善于听取他们修德布诚、治国理政的意见,这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如司马迁就说过,晋文公谦而好学,善交贤能智士。这确是说出了晋文公最突出的品质。

  这儿要强调的是,“听”也有各种“听”。我们读史,往往发现历史上的昏君庸主、跋扈权臣、耄耋富翁,乃至傲娇二代,许多也都爱听别人的话,似乎也很重视“群众的意见”,但往往是听了奸佞之辈的构陷,屑小之徒的诱惑,结果反而是导致身死国灭,家产荡尽,甚至祸延子孙,贻羞祖宗。所以光爱听还不行,还必须善听,分得清什么是好心的话,什么是恶意的话,什么是忠言谠论,什么是谗言诳语,什么话是出于公心,什么话只是为了私利。因此不光“听”,而且要“善听”,才是智慧,才是大智慧。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善听”?就晋文公的生平事迹和功业来看,要做到“善听”,需要听者有这样一些条件。

  一是要有大价值、大追求。在晋文公,这一大价值就是仁义、德惠、诚信;这一大追求就是强国富民,一匡天下,使混乱的世界恢复秩序。

  《左传》记载,晋文公在秦国支持下返回晋国做了国君,遵照原先的承诺广为赏赐那些跟随他在外流亡十九年的铁杆。那么他赏赐的标准是什么?《左传》对此没有具体提到,而《史记》做了补充。《史记》记载,有一位“从亡贱臣”壶叔,当晋文公一轮一轮地行赏,直到第三轮都还没有自己时,有点呆不住了,去找晋文公说,三轮赏赐都没有我,那我想斗胆问一句,我到底犯了什么错(以至于最低的赏赐都没有)?

  史载文公报曰:“夫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若以力事我而无补吾缺者,此复受次赏。三赏之后,姑且及子。”晋人闻之,皆说。

  从晋文公行赏的标准,可以看到他的大追求、最高的追求是什么。赏赐分为四等,最高一等是能够“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其次是计谋上能够出奇制胜,得到成功(辅我以行,卒以成立),第三是战场上拼杀,立下汗马功劳(矢石之难,汗马之劳),除此之外才是“以力事我”者,也就是鞍前马后、屋里屋外伺候的。晋国人听了都心悦诚服。

  再看另外一例。城濮之战晋国大胜,晋文公论功行赏,首先赏了狐偃。有人不服气,说城濮一战,都是先轸谋划的。文公说,先轸谋划没有错,但两军对阵之际,是狐偃告诫我不要失信,先退避三舍。因为当时晋文公流亡到楚国,楚成王厚待文公,同时要他回答今后怎么报答这一厚待。晋文公就承诺说,今后如果两国对阵,我的军队将先后退三十里(三舍)作为报答。城濮之战开打之时,先轸认为要抓住机会抢先进攻,而狐偃指出,晋文公以前有过“退避三舍”的承诺,那就应该在这次战役中加以兑现。晋文公说,先轸的谋划是一时之利而狐偃的建言关乎万世之功,所以论功行赏,狐偃居首。

  从以上两例晋文公的行赏标准,他的大价值、大追求是什么也就清清楚楚了。只有具有这样的大价值、大追求,才能吸引真正有才能的人到自己的周围,殚精竭虑替他谋划,焦心劳志给以辅佐,即使是流亡十九年。也只有具备这样的大价值,才能从众多的意见和建议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分辨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误导,什么是正见,什么应该听取,什么应该摈弃。这才是“善听”。

  二要有大判断、大视野。在晋文公,这就是是否有利于得到周天子的认可,称霸列国。凡有利于这一目标的意见建议,就应该听。

  公元前636年,也即晋文公在秦国帮助下杀回晋国取得政权的第一年(晋文公元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周襄王的亲弟弟王子带与嫂嫂私通事发,王子带逃到狄,联合狄人进攻周室,周襄王逃到郑国的汜避难,并向各诸侯国发出告急文书。收到周天子告急文书的秦穆公便屯兵于黄河岸边,准备勤王。闻知这一消息,赵衰建议晋文公抢在秦国之前动手,他说:“争夺霸权最好是拥护周天子,周王室与晋国同为姬姓,如果晋国不抢先护送周天子回京而落在秦国之后,就无法在天下发号施令,今天尊敬周王是晋国称霸的资本。”到底要不要抢在秦国之前去勤王?秦国刚刚派兵护送自己回到晋国,马上就去抢秦国的风头,是不是应该?冒着得罪秦国的风险去勤王是否值得?对此晋文公认为当时的天下还是周天子的天下,“尊王攘夷”仍是时代的主题,基于这一判断,于是下决心抢在秦国之前派出军队,杀了王子带,护送周襄王回到了周都洛邑。周天子大为感动,在宫中款待晋文公,还把河内、阳樊两地赐给了晋国。

  这一举措对于晋文公取得周天子的信任,在几年以后以周天子之命召集诸侯,在践土(今河南原阳)会盟,确立晋国霸主的地位,具有关键的意义。如果没有那种大判断,不了解勤王的深刻意义,错失时机,让秦国占了先机,那么晋国就失去了称霸的机会,也许是永远的。

  三要有大包容。不但要听取自己信任的人、欣赏的人的意见,还要听取自己讨厌的、甚至痛恨的人的意见,此之谓善听。

  话说晋文公在秦军的护送下回到晋国,到国都曲沃的宫中住下接受群臣的朝拜。但是有势力的老臣吕省、郤芮却很不服气,他们计划在宫中放火,烧死晋文公,而晋文公却丝毫不知。这时候察知内情的宦者勃鞮(《史记》作“履鞮”)求见。开始的时候晋文公拒绝了,派人传话说,我当时逃到蒲城,骊姬派你来追杀,我翻墙逃了,你还追上来把我的袖子都砍了下来。我在狄避难的时候,你又来追杀,上面命令你三天之内到达,你一天就赶到了。你怎么这么快?自己想去吧!

  勃鞮回答说,我那时是一心执行命令,所以得罪了您。现在您回国做了国君,我有事要报告您,你就拒见,难道还想再遭受蒲、狄那样的灾难吗?

  晋文公一下子醒悟了,马上召见,得知了吕省、郤芮等人的阴谋,侥幸又逃过一劫。如果没有包容,一味追究可恶之人勃鞮的过往,那他这次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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