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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季札:可久可大之道——《左传》表达的古代智慧(六)
来源:《团结杂志》2016年第六期作者:吴先宁发表日期:2017-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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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之世,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所谓礼崩乐坏,就是周初文武周公制定的以礼乐教化为其基本精神的制度体系土崩瓦解,不再被尊重,不再被遵循,不再被守护,而新的制度和信仰尚未确立。于是在这已死将生之际,人的动物性失去制约爆发出来,各种粗鄙邪恶的欲望像泛滥的潮水一样冲击着人性的堤岸,人们为了权欲、物欲、肉欲无所不为,整个社会成了极其混乱的丛林社会。打开《左传》,触目皆是国与国相攻伐、君与臣相诛杀、父与子相残害之类的事件,此类事件中的阴谋算计、厚颜无耻、明目张胆、横行无忌、血腥残忍,读来令人目瞪口呆,不可思议。所以此后的孟子概括说,“春秋无义战”,宋代的王安石至指责记载这些事件的《春秋》为“断烂朝报”。当然,若按照黑格尔“恶推动了历史进步”的冷酷的辩证法的说法,这也体现了历史的必然,自有其合理性,重要的是理解而不是谴责。但是不管怎样,春秋之世是一个失去控制的、人性堕落的乱世,则是无可否认的。我们读诸子百家,如儒墨道法等家的著述,如果同时读《春秋左传》,就能体察到他们立论的历史背景和具体针对,就能够深刻认识到他们的理论和主张,乃是针对这个失控和堕落的乱世而提出的如何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回归提升人性的治理方案。离开这一历史社会的背景和其具体针对,则对诸子的研究就很难不陷入空谈玄论之中。

  自然这个小文并不是专门来谈诸子研究。我们要谈的是,处于这一“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恶与乱之中,作为当时的个人,他们做了何种选择,这种选择体现了何种智慧?自然(又一个自然),对于任何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并无所谓选择,既无选择的自觉也无选择的能力,他们如存在主义哲学所说,被抛到当下的世界和时代,漫无自觉地漂浮在恶与乱的滚滚浊流之中,随波而起,随波而灭,并无反思,不知其所以然。也有少数豪杰之士,他们挺身而出,运用自己的才智,趁势利导,力挽狂澜,在一时、一地、一国建立起秩序,治理了乱象,取得了一些成效,成为那个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如晋文公、子产、晏子等等都是。然而这里要说的是季札,作为吴国的公子,他一生的所作所为,却是体现了一种另类的选择和智慧。

  春秋时代位于东南的吴国,属于荆蛮之地。相传吴王的祖先是周文王姬昌的叔叔,历史上给他一个美称叫他太伯。太伯得知父亲有意传位于具有圣贤气象的姬昌,怕自己在那儿碍事,就与兄弟一起南逃到这个荆蛮之地,开始了筚路蓝缕的开辟工作,形成了吴国的雏形。

  据司马迁推算,从太伯开始经过十九世,就到了吴王寿梦,此时吴国已经成为俨然可以与中原诸国匹敌的诸侯国。寿梦有四个儿子,大儿子诸樊,二儿子余祭,三儿子余眛,季札是寿梦最小的儿子。就是这个季札,以他无疑包含着对社会历史的广阔思考和深沉领悟的独立特行,成为春秋史、乃至整个中国史上别树一帜的优异人物。如果先要直截了当地说一句,那么就是他的独立特行,不但体现了他的“让”,也体现了他的“不让”。

  其时吴王寿梦认为,他这个小儿子季札在诸子中最为贤能,于临终前欲传位于季札。这在常人看来是一个跳过了前面三个哥哥而落到他头上的一个其美无比的馅饼,多少人做梦也不敢想,而多少人又朝思夜想,不惜以任何手段来获取的东西。但是面对国君之位的巨大诱惑,季札却“让”了,他不愿意接受父亲的这个决定。寿梦无奈,只好传位于大儿子诸樊。这是季札的第一让。

  不能不说,大儿子诸樊也是一位深有德性的人物。他摄位之后,主持了父亲的丧礼,又为父亲守了丧,除丧之后他就提出要季札正式接受王位,因为自己只是“摄”,摄者代行也。这时吴国人也都希望,而且固请季札继承王位。然而季札坚守己志,再次拒绝。而且为了表达既定的意志,他索性离开宫室,跑到偏远之地亲自耕作,显示自己志不可夺。这是季札的第二让。

  过了十几年诸樊死了,遗命由大弟余祭继承王位。他的本意,是用兄终弟及的办法,最后传位到季札,由此实现父亲的遗愿。过了十七年余祭死了,按照前面大哥的办法传位于余眛。没过几年,余眛也死了,这下季札无论如何也要继位了吧,没想到季札又一次逃走了。吴国人看到这种情况,就立了余眛的儿子僚做吴国的国君。这是季札的第三让。

  季札三让,可以与他遥远的祖先媲美。上面提到,太伯就是为了表示让位的决绝的意愿而逃到榛莽遍野的江南,把教化带到了这片荆蛮之地,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太伯的这一开辟之功对于中华民族真是厥功至伟。所以司马迁的《史记》记载说,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也即对于太伯的功德,人民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语言来加以称颂。但是季札的让,并非对于他的遥远的祖先的简单模仿,而是反映了他对于其所处的那个“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恶与乱的时代的深刻认识。这并非猜测,也不是强加,而是有史实的充分根据。《左传》记载,季札出使各国的时候,在齐国见到晏子,在郑国见到子产,都跟他们讨论过如何在这个恶与乱的世界里“免于难”的问题,并为对方出谋划策。比如,他看到了齐国将有内乱发生,故他建议晏子赶快把自己的领地与职权交出去,“无邑无政,乃免于难”。在郑国,他告诉子产说,“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并预见到乱难过后,子产将获得执政的机会,那么他建议子产一旦执政,就应该“慎以礼,不然,郑国将败。”

  后来这两个国家的政局的演变,果然证实了季札的判断。单以郑国为例。季札出使不到一年后,郑国有势力的几家公族就互相斗起来了,国君软弱,无力制止他们。起初,执政的伯有派遣子皙出使楚国,遭到后者的拒绝。子皙说,现在楚国与郑国关系怎么恶劣你还派我去,这不是让他们杀我嘛!伯有强硬地说,那没办法,你家世世代代搞外交的,你不去谁去!子皙更为蛮横,说:可以去的时候就去,不可以就不去,跟世代搞外交有什么关系!但伯有还是坚持要他去(也许他真的想借此除掉子皙!),子皙恶气横生,就要发家兵去杀了伯有,经其他大夫从中调解,双方的血拼才暂时得以避免。但过了不久,嗜酒昏愗的伯有又跟国君提出派子皙去楚国,愤怒的子皙闻听之后即刻带着家兵直奔伯有家,伯有不备,醉中仓皇出逃,逃到许地清醒过来,也召集起自己的家兵杀回来,两家混战,最终伯有被杀死在羊圈旁边。政治的混乱、执政的淫昏和大夫的横暴由此可见。伯有死后,子产果然被任命为执政的大夫,有了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在郑国实行了一系列的新政,如作丘赋、铸刑书等等,使得郑国的政治走上了革新的轨道,他“不毁乡校”的包容之举和宏论,也成了史上的一段佳话。但是,子产死后,郑国又迅速陷入混乱,不久便被灭了。

  叙述这个故事,是想说明季札的“让”不仅仅是为了展示一种祖传的美德,而是对于滔滔者天下皆是的时代乱象看得很透彻,个人的努力已经难以挽狂澜于既倒,难以扭转已成趋势的汹涌潮流,由此而做出的一种理性的选择。当时具有这般透彻眼光的,自非他一个,如《论语》提到的楚狂接舆,躬耕于野的长沮、桀溺就都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的话,就是桀溺说的。然而季札与他们不同的是,他在看透的同时,并非如他们简单的出世、避世之消极,他之“让”的同时,还有一种“当仁不让”的勇气和智慧,就是积极地从事于文化的传承与创造。

  《左传》的一段记载反映了他这方面的成就和达到的水平。鲁国宫廷保存了周天子成套的礼乐,季札出使鲁国,鲁人就为他演唱了这套礼乐。季札一边观乐,一边对其中蕴含的社会政治内容和地域风格做了系统的阐述。比如听了《周南》、《召南》两首歌,他就指出其特征是“勤而不怨”,听了《邶风》等,他指出其特征是“忧而不困”,听了《豳风》,他的评价是“乐而不淫”,等等等等,还有很多。他的这一系统阐述,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音乐、文学和美学理论,数千年至今,还在产生着影响。

  可久可大,是中国古人对人生事业、对生命意义的最高期待。出于《周易·系辞上》:“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那么什么才是可久可大之德,可久可大之业?季札以他的有所不为和有所作为做出了自己的独特的回答。司马迁对季札无限钦慕,他的《史记》叙述季札的事迹,基本上是沿用了《左传》的史料,而在最后一唱三叹地写道:“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宏览博物君子也!”季札的封地在延陵即今江苏江阴,所以他又称延陵季子。

  现在我们试去查看各地的吴氏宗谱,其开头必曰:某地吴氏,其源盖出于吴季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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