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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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治理农村散烧煤,推动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治理的提案(摘要)
来源:民革中央作者:发表日期:2017-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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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关系到公众健康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一个世界性课题,更是处在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的重要且迫在眉睫的问题。当前,京津冀地区雾霾问题备受关注,已成为京津冀地区发展面临的较大瓶颈和制约因素。虽然京津冀地区环保合作协同发展体系日渐完善,雾霾协同治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公众期望还有一定差距。

2016年,是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第三年。根据这一规划,到2017年,京津冀地区PM2.5浓度应下降25%,其中北京市PM2.5年均浓度应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然而仅2016年10月,京津冀地区就已经历了两次持续时间较长、范围较大的雾霾过程。2016年12月底至2017年年初,京津冀地区又出现连续200小时以上的跨年重度雾霾。种种情况表明,治理雾霾,“等风来”不是长久之计,减排才是治霾之根本。

作为治理大气污染的重拳之一,2016年京津冀三地的散煤清洁能源替代改造已完成50万余户,替代散煤约150万吨,削减主要污染物约4万吨。北京、天津、保定、廊坊四市已经实现了主城区散煤“清零”。但在采暖季,城市郊区和农村大量原煤散烧仍是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来源之一。如何控制住这些多且零散的小排污源头,是京津冀空气治理面临的重要挑战。当前,应重点关注农村地区散烧煤大气污染问题,加强京津冀地区协同治理。

原煤散烧污染防治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有:

一是分散消费难以治理。目前农村散烧原煤不仅总量较大,而且没有任何污染治理措施,属超低空排放。郊县农村的燃煤采购多为个体家庭的行为,更倾向于买便宜的煤,而这样的煤,没有采取除尘、脱硫等净化措施,产生的污染、燃烧后释放的重金属等毒害物质也会更多。因此开展污染防治非常困难。

二是污染防治缺乏投入。原煤散烧污染是农村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目前农村原煤散烧污染的治理尚未摆上议事日程,对原煤散烧污染防治经费投入、治理技术研究等都有待重视。

三是环境监管仍处空白。相关的职责体系并不完善,对烟煤交易的监管难度较大。不仅如此,在对农村散烧原煤的质量控制方面,只有北京市制定了《低硫散煤及制品》(DB11/097-2004)地方标准。天津市虽制定了地标《固硫型煤》,河北省制定了《洁净配煤》和《洁净型煤》,但均只适用于洁净煤加工,对农村散烧原煤煤质没作要求。标准的缺失,使农村散烧煤煤质的保证目前无法可依。

对此,我们建议:要推动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应将农村原煤散烧污染治理纳入防控范围,从国家层面统筹研究防治机制。

首先,调整农村能源结构,控制散烧原煤总量。

一是实施农村散烧原煤总量指标控制。农村散烧原煤烟气不经治理直接排放,其排放强度远高于集中燃煤的排放强度,因此建议在实施京津冀区域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方面,应针对农村散烧原煤制定单独的总量控制指标。二是加大农村能源结构调整力度。引导可再生能源代替商品能源,如对生产和使用生物质成型燃料进行财政补贴,继续支持农村沼气项目的推广应用,为农村家庭建设分布式太阳能发电装置和余电上网提供政策便利等。

其次,分步开展农村原煤散烧污染治理。

一是加强煤炭销售、使用全过程监管。控制源头,管住煤炭销售环节,严控散煤市场,保障农村散烧原煤煤质,推进优质煤的使用。建议各地结合当地煤源情况,制定地方强制性散烧原煤及制品的质量标准,对供应农村地区的燃煤实行定点、定质、定向管理,严控劣质工业煤流向农村消费市场。

二是推广应用添加固硫剂的环保型煤。改原煤为型煤可大幅度降低烟尘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同时能提高燃煤热效率、降低灰渣含碳量,达到节煤的效果。有关技术鉴定成果显示,生物质型煤与原煤散烧相比,可减少烟尘排放60%,减少二氧化硫排放40%。

三是开展末端治理。应在污染重点防控区域内有条件的村镇,推广集中供热,变分散供暖为集中供暖,变分散燃煤为集中燃煤。针对集中供暖燃煤锅炉,现有除尘、脱硫等末端治理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可有效降低污染物排放。

四是加强环境科技支撑。针对农村散烧原煤污染控制,在环保型煤生产技术、燃烧方式和过程控制(环保节能炉灶)、农村居住建筑取暖保温技术等方面进行攻关,加强技术支撑。

最后,环保部门介入对农村原煤散烧污染的监管。把农村和农业污染排放纳入总量控制目标,开展减排核算,推动农村原煤散烧污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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