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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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洪: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推动者
来源:作者:刘小兵发表日期:2016-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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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洪, 1950年2月生,男,汉族,广东阳春人,博士,教授;1994年7月加入民革。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他是一个公共财政理论家,也是一个公共财政实践的积极参与者;他是一个政治制度的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政治制度改革的推动者。他主编的《公共经济学(财政学)》教材作为国内最有影响的教材之一,为中国公共财政的理论分析提供了一个扎实的基础与框架;他领导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连续七年评价了中国财政信息公开的状况,深刻地影响并推进了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的进程;他参与的“预算法修订预研究”持续7年之久,为全国人大和财政部提供了数项研究成果,其立法建议得到全国人大预算工委的高度肯定和赞赏。他,就是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

蒋洪当过10年上海市人大代表,2008年起担任第11、第12届全国政协委员。作为上海市人大代表,蒋洪十年如一日、积极行使人大代表的权利推进财政信息公开;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蒋洪充分利用提案、大会发言、小组讨论和接受媒体采访等形式建言献策,呼吁建设阳光财政、完善财政立法、反对腐败浪费,并为此获得了“麻辣委员”的称号——尽管他对这个称呼颇为不满:“有很多非常正常、非常基本的要求,你直说了就变成‘麻辣’了,说明我们社会的口味已经很怪异,是非标准已经降低到……把基本要求当作一种美德了。”

自从加入民革,以及担任代表、委员以来,素以言行一致作为人生行为准则的蒋洪深感责任重大,意识到民主党派履行职责,与我们国家的基本政治构架的完善和改革有关。十余年来,他结合自己的专长,在人大、政协会议上和日常工作中,通过提案、会议发言、调研、媒体传播以及教学研究等方式对我国财政体制的改革、公共财政的建设乃至政治制度的完善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遥望理论星空,寻求治国之道

蒋洪生于1950年,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最正统的教育”,一直向往“为国家和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生活。上山下乡,回城,考学……和那个时代走过来的许多人一样,他经历了所有这些考验。

1968年,在那个年代最强音的感召下,蒋洪去江苏盐城农村当起了农民。在那个隶属上海劳改局的农场,像蒋洪这样来自大上海的知识青年和劳改劳教犯们吃着一样的饭,干着一样的活儿,犁地、插秧、收种棉花,只有等到晚上睡觉时各自回村里小道两边的房子,才算有个身份识别。“都是劳动改造,就是我们稍微自由一些。”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将近8年。

1976年,蒋洪终于得到了“上调”的机会,回到了上海,成了上海铁路货运站的一名装卸工,干的是最辛苦的那个行当——扛大包。由于劳动强度大,他每干半天就可以休息24小时。在暗无天日的仓库里,看不到未来的蒋洪闷头释放着内心的苦闷。在日复一日的喧闹嘈杂声中,年轻人的希望与信心一点点被消耗着。

就在这时,那一场著名的改革让蒋洪的人生道路伴随着整个国家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在卖了3年苦力后,蒋洪等到了高考制度改革的消息,“到那个时候,我内心真正解脱了。”他说。

无论那时怎样艰辛苦闷,现在的蒋洪,对自己前30年的生活经历,却有着深深的感情。在经历了学生、农民、工人各种角色,在和城市、农村的最基层人民有了充分接触后,他对这个国家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期望。“我们这一代人,天然地就会关心国家大事,这个改不掉了。”他说。

于是,当他有机会重返学校时,那时候,他已经30多岁了。他选择了财政专业,之后便没有离开。他认为,“财政学研究的是治国之道”。他是当年号称上海财经大学“四大金刚”之一的席克政教授的第一名博士生。

蒋洪的博士论文写出来用了8年时间,8年里,老师从亲自骑着自行车催他“交作业”到后来因病委托他的同门“催租”,才让蒋洪写了一抽屉的稿纸最终变成了论文。这篇论文分量很重,蒋洪凭着它拿到博士学位,评了教授,后来,以这篇论文为底本出版的专著还成了1996 年出版的《财政学教程》,让很多当时经济、财政专业的高校学子对它印象深刻。这本教材在当时的财政学界也颇有反响——有人批判它纯粹套用西方理论不符合中国现实,也有人赞扬它真正将西方的公共财政理论第一次嫁接进了中国的现实。

事实胜于雄辩:自1996年以来,该教材已经修订出版10次,现称《公共经济学(财政学)》,发行量达数十万册,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入选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教材,多次获得全国教学成果奖和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为上海财经大学的财政学科创建国家级重点学科、国家级教学团队和国家级特色专业奠定了基础。

现在看来,无论是理论价值还是现实意义,这本教材都堪称典范——

教材在财政学基础理论层面率先实现与国际同类课程的教学内容接轨,对改革我国财政学基本理论的教学内容,借鉴和吸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理论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之前,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内有关财政学的教材主要以计划体制下的财政学理论框架体系为主,对于西方财政学理论的介绍主要是基于翻译的著作,国内财政学的教学内容和体系大体上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完全不相适应。

也正是在这大的制度背景下,1996年出版的《财政学教程》彻底抛开了传统财政学教材的理论体系和框架,以市场经济的财政理论全面改造了传统财政学的教学内容。以“经济人”假定为理论实证分析的基本前提,以完全竞争市场的运行结果作为规范分析中资源配置的评价标准,以公共产品理论、外部性理论、税收经济分析、税负的归宿以及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等为主要内容,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教材率先做到了在基础理论层面上与国际同类课程的教学内容相接轨,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将我国改革开放的具体情况和实践经验与财政理论相结合,纳入到教材和教学体系中来,不断加以完善。

教材立足于中国政治经济转轨的伟大实践,以现代公共财政的构建为其基本价值导向,对于构建我国公共财政体制起到了理论的推动作用。在当代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公共管理实践那样,财政管理是公共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在财政管理实践中,公共财政的建设可以说是最为核心、最重要的工作。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多年中,我国的财政实践发生了方方面面的变化,就这样一些变化而言,如果我们要从中提炼出一个关键词并以此来揭示和标识30多年以来财政实践最为实质、最重要的发展取向,这完全非“公共财政”莫属。该教材从一开始就以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构建为目标,为其提供理论支撑,对于以公共财政构建为中心的公共财政管理提供了理论支撑和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蒋洪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也从未沾沾自喜,他甚至认为他所建立起来的那套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就像当初他勉强在导师的催促下交出的那篇博士论文一样,是不够完美的,尚未达到他所期望的解释清楚何为治国之道的预期目标。


蒋洪在课堂上

在蒋洪看来,一个完整的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应该回答清楚“政府应该做什么”“做了会怎么样”“政府实际上会做什么”“如何让政府做它应该做的事”以及“让政府做它应该做的事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五个方面的问题,而现今的财政学,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只回答了前面两个问题,没有回答后面三个问题,远未能担当起治国之道之重任。为此,蒋洪正带领着他的团队,遥望公共财政的理论星空,努力构筑着不仅与国际接轨更是期望能引领国际前沿的公共财政理论体系,让财政学真正能够像他所期望的那样担当起治国之道的学术责任。

认真履行职责,助力政治民主

当然,蒋洪如今的名气,更多的是来自于他“麻辣委员”的名声。

1998年,蒋洪当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这着实让他兴奋了一阵,因为在那之前,蒋洪一直以为人大代表肩负审议政府预算报告的职能,触及的财政预算信息要比一般学者翔实得多,而他在高校里的研究恰好离不开政府的财政信息和数据。蒋洪就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其时研究的资料来源只有统计年鉴上枯燥、笼统的数字,政府的预算、资金的详细流向无从考证,“这让我和同行都无法及时、深入地分析财政问题。”

等到当年的上海“两会”开幕,欣喜还未散去的蒋洪仿佛被一盆冷水灌顶——发到手头的报告数据和社会上所能看到的相差无几。这样的现实让学者蒋洪觉得“无法接受”。也许就是这个最初的“无法接受”,让他在之后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生涯中,变成了一个“斗士”。

在这一点上,蒋洪对政协或人大投票的态度,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蒋洪是一个有名的“弃权”代表(委员)。

“大约是2002年,我还在上海市做人大代表时,参加人大会议。当时我对选举的方式有意见,它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你如果是赞成的,选票上不需要做任何记号,你如果是另选他人或者是反对、弃权,你都需要动笔。你只要一动手的话,就说明你是不赞成和弃权。”在小组会上,蒋洪就“开炮”了。

他提了三点意见:“第一,投票办法还没有经过大会的通过,就作为方法开始培训委员了,这不对。第二,选举过程中,我只能知道这个人多大年纪,曾经做过什么官,现在在做什么官。但他们在政治协商方面到底做了什么,一无所知。我要求写出参选的这些政协主席、政协副主席、政协常委的政治协商主张。我不能光凭他们是男是女,是老还是年轻,当过多大的官来选他们。第三,投票时,如果一拿笔就表明你有不同意见,这对于怎么样让投票更加公正是不利的。”

他的意见发表之后,就有工作人员在选举之前找到他对他说:“蒋洪代表,你提的意见很对,我们工作当中确实有各种各样的不足之处,但是都已经安排好,没办法改了。这个情况希望能够得到您的理解。”他没办法理解,干脆,全部投了弃权票。以后,弃权,就成了蒋洪代表(委员)的“习惯”。

“我的愿望是在我的任期内,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在蒋洪看来,政协委员要站在社会公众的立场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无所畏惧。“我不想若干年后,人们在谈到我们这些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在推进这个国家进步上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时,大家是用鄙弃的眼神和语气。我想我会很惭愧。”蒋洪说。这就是蒋洪的历史使命感!

时至今日,蒋洪还清晰记得自己第一次参加政协分组讨论会时说的第一句话,“我对整个情况了解不多,能力有限,能做的就是凭良心说话。”最后一句,赢得一阵掌声。“当我说知情权的时候,官方的容忍度会大一些,当说到表达权时会更敏感些……反正该说的话都说了,就行了。”蒋洪的笑容有一丝腼腆,“人家都说,老了,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玩什么玩什么,我要实现一个愿望,老了,想说什么说什么。”“想说什么说什么”,看上去是一个很低的要求,实际上真的不容易做到。

履职全国政协委员7年,蒋洪结合自己的专长,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和日常工作中,通过20多份提案、会议发言、调研等方式积极建言,为推动财政信息公开、遏制公款消费、推进财政立法呼吁。可能是因为和政府部门“较劲”,蒋洪的提案从不寻求联名支援,一是他自认性格孤僻,与其他委员没有建立什么私交,再就是他会考虑是不是拉上别人会给对方带来麻烦。“我的身份比较特殊,我没什么官帽子,不期待升官发财,我的负担比较轻。”蒋洪笑着说,只要想法被大家接受,社会公众认识到这个事情就可以了,“反正一个人提和一帮人提都是一样的。”

“近年来自己作为委员的发言权得到了很好的保障,我不断提建议,说明我对未来充满积极的期待,希望变得更好,真正的悲观者也许就不说了。”蒋洪说。他同时希望能建立起更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如果正规渠道不畅通,人们就会走向非正规渠道,如果非正规渠道也不畅通,就可能采取极端方式,危害社会稳定。

今年“两会”期间,蒋洪还以“委员日记”的形式,将自己的履职记录和感想呈现给公众,引来众多网友好评。“虽然很辛苦,但委员本身就来自民众,面对公众的期待,让公众更直观地了解委员是如何履职的,我觉得很有意义。”

此外,蒋洪写了一件关于反腐的提案,并将其挂到了自己的微博上,意在让公众多提意见,接受社会的监督。蒋洪的微博名叫做“公民蒋洪”。在他心中,实现中国梦,通往理想生活的道路,就在每个公民的脚下。

下面,来看看这位公民为了国家的进步所发出的呐喊吧。

挑战预算堡垒,促进信息公开

蒋洪是“预算法定”“预算透明”的重要推动者。

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最早是从蒋洪的学术研究中来的。研究财政问题需要各项政府财政信息数据,而长期以来,政府财政信息唯一的来源只有数据笼统粗略的统计年鉴,根本无法判断各项财政预算如何花出去的;有时通过私人找到些支离破碎的信息,又会被告知“不能随便用啊”!

“如果不能清楚了解钱从哪里来,去向何处,我怎么判断钱花得对不对?”于是,在当上上海市人大代表后,他马上通过分组讨论发言和提交议案,要求政府提供人大代表审议的财政预算应该分预算内和预算外,所有资金都要经过审议;同时,各项资金需要细化,即使变成固定资产,亦需对人大有所交代。

1997—2007年,蒋洪连任两届上海市人大代表,政府财政预算公开的议案、建议案整整提了10年。他承受着心理上的压力,以对得起自己良心为鼓励,挑战着我国预算不详尽公开的堡垒,对于市政府预算报告的审议,10次表决的机会蒋洪投的几乎全是“弃权”票或者“反对”票,以此表达出对促进政府财政信息公开的信心。

2008年,蒋洪成为了民革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的舞台上,蒋洪继续将政协委员的职责与他的本职工作结合在一起。

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他就提交了一份大会发言《阳光财政,我盼得头发已白了》,虽然当年没有安排为大会口头发言,只是一份书面发言,但通过网络引起了社会的较大反响。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通过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这一平台,做了一件“大事”:

他和他的团队,按照财政信息的完整性、详尽性和多角度的原则,设计出一个评价体系,再组织学生通过网络查询、出版物梳理和申请公开等多种方式,收集各省财政信息,再比对评价体系,根据财政信息公开程度,给各省的财政透明度打分和排名——对方态度好不好、回复得是否及时,都不重要,“我们看的是他们到底能披露出多少财政信息。”

蒋洪解释项目的初衷时说,如果将调查样本选择在县级,全国两千多个县,工作量太大,而如果选择中央政府,样本太少,缺少参照体系,所以最终锁定省级政府单位。他的团队在省级政府预算层面选择信息公开办公室、财政厅、社保局、国资办4个“要害部门”,在部门预算层面,选择教育、卫生、环境、交通、工商等11个厅级单位。其中,省级单位要调查100多项指标,厅级单位调查300多项指标,都由学生制成调查问卷,挂号信寄给这些单位。在收到结果之后,他们根据数据编撰并每年向社会发布《中国财政透明度评估报告》,把各省和部门的评估结果、排名情况和变动趋势展现给公众,为促进我国财政信息公开助了一臂之力。

这些工作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全国上百家媒体报道了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中央电视台和其他一些电视台曾多次就财政信息公开这一主题对蒋洪进行了专访。

2009年全国“两会”,因为这个财政透明度报告,蒋洪被邀请在大会发言,他把半年来团队所做的财政透明度报告内容填进了前一年的发言稿里,重新取名《提高财政透明度,保障人民知情权》,获得掌声无数。蒋洪终于将“纳税人的钱去了哪里”这个他多年追问但无解的问题摆在了每个人的面前。经此一役,蒋洪“‘阳光财政’斗士”的称号从此鹊起。


蒋洪做客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栏目

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近年来我国财政信息公开情况有了一些改善,但进展十分缓慢。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评估结果表明,以100分为满分计算,2009年全国平均得分仅为21.71分,2010年为21.81分,仅仅增加0.16分。针对这种情况,蒋洪在2010年的全国“两会”上提交了题为《采取切实措施,将阳光财政落在实处》的提案,要求有关部门加大改革力度,制定改革的时间表,明确财政透明度的具体目标,并在媒体上发表评论:“一年增加0.16分,一百年才增加16分,按此速度,要越过及格线尚需三百年。阳光财政不能再等三百年!”

至今,蒋洪领导的《中国财政透明度评估报告》至今已发布了7年,我国的财政透明度从2009年的21.71分也进步到了2015年的36.04分,按此速度,已经不至于“再等三百年”了。但蒋洪依旧认为,变化只是形式上的。“实质性的变化就是预算要让人看起来‘有感觉’,知道哪些钱花得对或是不对。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不管哪一级政府的财务预算,都是一个数字,这个数字让人看起来一点感觉都没有。”

可以预见的是,蒋洪一定会继续带领着他的团队,为推进我国财政信息公开的进程作出不懈的努力。

推动财政立法,弘扬宪法精神

经济学者王则柯教授曾这样总结:“平均来说,法学界对于我国社会进步的贡献,明显高于经济学界;在经济学界里面,平均来说,财税学者对于我国社会进步的贡献,又明显高于其他经济学者。”他还具体举例讲到上海财经大学的蒋洪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推动财税事业发展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这种贡献不仅体现在前述的几个方面,还涉及蒋洪在推进我国法制建设和政治制度改革等领域。

财政立法关系到公共资金的筹集和使用的基本规则,因此成为了蒋洪作为政协委员履职中特别关注的问题。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税收立法权属于全国人大。但是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制度上的一些调整,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制定暂行条例,使得我国税收制度实际上成为行政立法。其长期后果是税收规模的扩张失去了必要的制约。针对这一问题,蒋洪在2009年的全国“两会”上提交了《税收立法权必须尽快回归人大》的提案。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事情都还在尝试之中,缺乏把握,需要采取授权方式来制定法规的话,那么授权30多年后的今天,完全可以说“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了,继续无特定目的、无特定范围、无时间限制的授权已经完全没有必要。

公共资金的使用需要有怎样的规矩?是用钱的政府部门说了算还是出钱的社会公众及其代表机构说了算?公众与人大能在多大程度上知晓政府的财政信息并对之进行监督?在人大审批之前政府是否可以用钱?在怎样的范围内可以或不可以?人大审批之后的预算政府行政部门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更改?人大审批和监督的预算究竟是所有的公共资金还是仅其中一部分?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在国家的《预算法》中加以规定。

为此,在2011年的全国“两会”上,蒋洪针对《预算法》修订提交了《预算法必须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宪法精神》《预算公开必须要有法律规定性》《预算审批之前的支出授权不能过度》《政府行政部门的预算变更权应适当限制》《人大的预算审批权应得到充分的法律保障》《必须不折不扣将政府全部收支纳入预算》6个提案,细致专业地提出了预算立法上的修改意见和建议,为我国《预算法》修正案的出台加了一把“火”。

2014年9月,《预算法》修正案出台。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他能明显感觉到大会提供审阅的材料比以前更加细化了,而这些细化都是符合修改后的《预算法》的要求的。

不过,在蒋洪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委员代表能够对政府预算实现有效的审查。由于《预算法》定的编制标准太低,法律底线还是太低,预算审查过程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就算这些问题全部解决了,政府预算信息公开达到了一定的标准,我们的预算审查仍然不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因为委员代表面对几大本材料,仅有的两个半天的开会时间用来审查。“这意味着我们预算审批程序在时间方面就应该做大的调整。国外通常会给审查人几个月,甚至是半年的审查时间。”蒋洪说。他认为,如果要实现有限的预算审查,就必须具备一些条件:一是信息;二是时间程序;三是专业化审查。而仅仅依靠人大代表的审查是完全不够的。虽然我国也有财经委及其下属的若干个委员会,但是实力很薄弱,“我们的财经委和预算工委里很多人都是兼职的,缺乏专业的技术队伍。”

但是即使前面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蒋洪觉得情况依然不容乐观,因为“审查责任心”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如果审查人对行政长官负责,那么这样的审查也将没有任何意义。

修改后的《预算法》第14条规定:“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预算、预算调整、决算、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报表,应当在批准后二十日内由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向社会公开,并对本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执行的情况以及举借债务的情况等重要事项做出说明。”

在蒋洪看来,关于预算公开,这是唯一具有实质内容的条款,即20天这一时间限定。“但是仍有许多地方没有修改,比如‘什么叫公开透明’‘公开什么’‘透明到什么程度’,这在我们的新《预算法》里也没有做硬性规定。这样留下的空间太大。所以,在这方面留下了很多遗憾。”蒋洪说。

“漏洞百出”——蒋洪不客气地这样评价新修订的《预算法》。比如工资,如果希望进行有意义的实质审查,必须知道这个部门有多少人,工资标准怎样,还可以提出疑问,这个部门是否需要这么多人,工资是否过高,这些都需要信息公开,“但现在都没有,只是一个笼统的数字。”

蒋洪认为,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要实现有效的预算审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蒋洪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财税改革其实和政治体制紧密相关的,因此,他在执着于预算法定的同时,更加关注的是政治体制改革。

“如果整个公共决策机制不改变,财税改革就很难有实质性的进展。”蒋洪说。

抨击公款消费,建言政协反腐

不合法、不合理的公款消费是我国的一大公害,其影响之恶劣曾到不刹此风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为此,蒋洪在2008年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时就提交了一份题为《坚决采取措施遏制公款消费》大会发言。

在这份发言中他写道:“遏制公款消费绝不乏制度和技术手段,最关键的是领导者的决心。铲除公款消费总比维护社会治安的难度要小得多,抓住一个公款吃喝者要比抓一个盗贼容易得多,确认公车私用或者公款旅游也比认定一场欺诈更方便。为什么那些在阴暗角落里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犯罪我们能够对付,而那些在光天化日之下堂而皇之、大肆炫耀的犯罪就这么难对付呢?只要有关部门给予足够的重视,采取坚决行动,就一定能够遏制并最终消除这一社会公害。”

在2010年的全国“两会”,蒋洪提交了题为《晒晒公款消费,制止公款挥霍》的大会发言。这份发言再次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公开“三公”消费信息、消费有关的支出必须预算单列、取消公务接待费科目、合理制定开支标准、详细记录消费事项、缘由、当事人、金额、地点等信息并予以公布、对违反者予以处罚、情节严重者与贪污盗窃同罪等建议。

为了有效制止腐败,还需要建立干部财产收入公示制度。为此,在2011年的全国“两会”上,蒋洪又提交了题为《建立干部财产收入公示制度是当务之急》的提案。

提案指出,“这一制度与目前的干部财产收入申报制度相比,能更为有效地防止和打击腐败。干部财产收入公示靠的是社会公众的监督,而干部财产收入的申报则是一种政府的内部监督,后者虽然是必要的,但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失效。我国干部财产收入申报制度已经实施了多年,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仍很不尽如人意。一些大案要案的查处一方面表现了政府反腐的决心,但案例之多,金额之大,尤其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的多发性表明,腐败没有得到根本性的遏制,单纯依靠内部申报制度是不够的,必须建立干部财产收入公示制度,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进行监督,才能使情况得到根本的改观”。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蒋洪在提案中提出他的建议:“干部收入财产公示制度从高层领导干部做起,由上而下地逐步推进。”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蒋洪在政协的反腐话题,直接对准了政协本身。“今年政协的主席报告首次提到反腐,但涉及的相关话题非常少。”他直言。“比如,现在国家在‘打老虎’,你看到政协打出来的‘老虎’吗?政协没有把‘老虎’打出来,反而政协自己被抓出来一些‘老虎’‘苍蝇’,这是一个问题。”

他认为,政协的职能是政治协商,实际上是进行政治制度的设计,并且进行民主监督。“但我注意到,政协在反腐方面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力度是不强的。没有人在政协提到和反腐相关的话题。那些‘老虎’‘苍蝇’并不是政协把他监督出来的,并不是政协通过制度建设发挥作用把它们打下来。”

基于政协的职能,它应该如何促进反腐方面的制度建设?这是蒋洪给政协开出的一个“题目”。

“这方面实际有很多东西值得探讨,比如政府信息公开,政协强调过没有?比如官员财产公示,政协强调了没有?这些实际上是很好的反腐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呢,到政协反而变得有点畏畏缩缩。”他说。在他看来,很多“老虎”“苍蝇”被抓出来,但并没有看到如何在制度化方面进行这种反腐的措施出台。

“我们现在的反腐还是依靠的专案组、巡视组,或者是上级派来的调查,而这并不是一种制度化的途径。”所以,“如果不进行制度性的改变,那么腐败总是有它的土壤,它会不断滋生出新的腐败。”

正如蒋洪自己所言:“我知道政协委员的责任是重大的,使命是光荣的。我的能力很有限,但既然担当了就要尽力;围绕着政治协商这个基本主题,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我的基本职责;本着一个愿望,为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添砖加瓦。”可以说,作为一个政协委员和民革党员,蒋洪做到了,并且还在努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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