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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召的力量——共產黨人與馬佔山         2021年09月03日10:20

 

 

馬佔山將軍

作者:馬志偉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歷史是人與事組成的,是有溫度與故事的。在中國共產黨感召和凝聚的愛國人士的實例中,我祖父馬佔山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我作為馬佔山將軍的后裔,很希望通過講述前輩所經歷的故事,讓大家了解我祖父是如何在中國共產黨的感召下,在共產黨人的幫助下,從一個舊時代的舊軍人轉變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合作者與同路人,並努力為新中國的建立盡心出力的。

江橋抗戰

得到共產黨的支持與聲援

1931年11月4日,在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我的祖父馬佔山在明知打不贏的情況下,率部在黑龍江的江橋鎮抗擊日本侵略者,打響了著名的江橋抗戰。

在政協齊齊哈爾文史學宣委員會編印的《江橋抗戰史》中對江橋抗戰是這樣評價的:“過去一直認為,江橋抗戰是國民黨領導的抗戰,而沒有認識到這是由中國共產黨支持、共產黨員親身參加,以全國各族、各界民眾為后援的全民族抗戰。”

我認為這個評價是比較准確的。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當時的中共滿洲省委第一時間站到抗日斗爭的最前線,1931年9月19日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佔領滿洲宣言》,痛斥了日本的強盜行為,指出這一事件的發生不是偶然的,是日本為實現其“大陸政策”,把“滿蒙”變為它的殖民地所採取的蓄意行為,指出隻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將日本帝國主義驅逐出中國。

9月2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宣言》明確指出:“隻有廣大群眾的革命鐵拳,才能制止帝國主義的暴行,驅逐帝國主義滾出中國!”

9月20日,中共滿洲省委還發表了《為日本武裝佔領滿洲告全滿朝鮮工人、農民、學生及勞苦群眾書》。

9月21日,中共滿洲省委作出《關於日本武裝佔據滿洲與目前黨的緊急任務的決議》,9月22日,中共中央又作出《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

周恩來同志發表的《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滿洲與我們黨當前任務》提出:“我們要領導與工農及一切被壓迫民眾自己組織武裝的救國義勇軍。”

在江橋抗戰最艱苦的時候,齊齊哈爾地方黨組織,組織全市“工人、農民、公教人員、商店店員、醫務工作者參加抗戰救國活動,組織街頭宣傳隊聲援江橋抗戰,組織戰地慰問團運送彈藥、護理傷員。戰局緊張之時,齊齊哈爾地區大批工人、店員自動攜帶鍬、鎬趕赴前線修筑戰壕。”齊齊哈爾地方各個人民團體,募集慰問金十余萬元,豬、羊200余頭,分送前線。

在《中國共產黨黑河史》中記載有這樣一件事:1932年,馬佔山率領黑龍江義勇軍反攻哈爾濱時,黑河糧草中斷,抗日部隊官兵隻好以馬料為食。面對困境,馬佔山一籌莫展。中共黨員王復生看到抗日軍民忍飢挨餓,焦慮萬分,后想到“廣發祥”糕餅店老板王國華。王國華是老共產黨員,在中蘇邊境以開店作掩護,實際上是中蘇兩黨的聯絡人。王復生找到王國華,經王國華協調,王復生到蘇聯駐黑河領事館商談為馬佔山領導的抗日部隊解決糧食和武器彈藥問題。事后不久,領事館通過蘇聯外交部很快幫助解決了大量面粉。至於武器彈藥,蘇方擔心引發國際糾紛,提出將1930年“中東路戰爭”中,蘇軍繳獲的東北軍梁中甲旅的武器歸還馬佔山的抗日部隊,幫助馬佔山部解決了糧食和武器彈藥困難問題。

在江橋抗戰后的黑龍江義勇軍抗戰中,中共滿洲省委派共青團滿洲省委宣傳部長李繼淵到馬佔山部隊任少校秘書。對這件事,曾參加過江橋抗戰的馬佔山衛士長杜海山在《再揭抗日旗》中回憶:“30日之戰斗(羅圈甸子戰斗),時起時息,午后3時,衛隊營王青龍營長率所部179余人,向西山口沖出,敵包裹過來,王營奮戰,愈陷愈深,以致全營殉國,省府秘書李煦堯亦同時戰死。”李煦堯就是李繼淵。

江橋抗戰打響后,當時中共滿洲省委派出骨干,組織游擊隊協同配合馬佔山抗擊日軍,張甲洲就是其中一位。他於齊齊哈爾甲等工業學校畢業后考入北京大學。1932年,張甲洲與巴彥中學校長孔慶堯、縣保衛團長王家善等人聯合各方愛國人士和武裝力量,建立了抗日武裝巴彥游擊隊,張甲洲為巴彥抗日游擊隊隊長,趙尚志為政委。在日軍進攻馬佔山部時,巴彥游擊隊配合馬佔山部作戰,在呼海鐵路泥沙火車站炸毀日軍北進的軍火列車。巴彥游擊隊主動聯合黑龍江抗日義勇軍作戰的行動是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積極探索。

在蘇聯、在天津

與共產黨真誠交往

1932年12月,在義勇軍抗戰進入絕境的情況下,馬佔山與蘇炳文等人進入蘇聯。1933年4月16日,由中國駐蘇大使顏惠慶陪同,馬佔山、蘇炳文等來到莫斯科,接受了各國記者的採訪,還瞻仰了紅場,游覽了市容。蘇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欣欣向榮的景象給馬佔山留下良好的印象。用馬佔山的話說,見了進步的世面了。馬佔山在莫斯科給良友畫報及朋友寄出的照片、明信片寫道:“願以身殉國”,表達了自己抗戰到底的決心。

馬佔山等將領從蘇聯回國途中經過柏林時,中共黨員於炳然前往柏林,一同做各位將領的工作,爭取他們聯共抗日。在柏林的十幾天裡,馬佔山與於炳然相處較好,這些都加深了他對共產黨人的認識,也堅定了他進一步與共產黨人合作的態度。

回國后,馬佔山寓居天津。期間,與東北籍的中共愛國人士杜重遠及中共黨員閻寶航、栗又文、鄒大鵬、孫達生、解沛然(解方)等人交往甚密。通過杜重遠的介紹,馬佔山認識了共產黨人孫達生,經過彼此的交往,馬佔山更加深了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認識,承諾孫達生聯絡張學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孫達生(地下黨)回憶,“1935年10月,從上海到天津去見東北軍的好友馬佔山等人。我與馬佔山作過三次深談,馬佔山特別講了他在武漢對張學良的諫言。批評張學良對待蔣介石犯了三次大錯誤:第一次是1928年冬不應該擁護南京政府挂青天白日旗,加入國民黨﹔第二次是九一八事變,不應該聽從蔣介石不抵抗命令,拱手放棄東北四省﹔第三次是不應該回國宣傳法西斯能救中國,擁護蔣介石為領袖,參加剿共內戰。”馬佔山說:“國民黨這些南蠻子怎麼能給東北人好待成呢?東北軍參加打共產黨是無期徒刑,是賣命換飯吃。”馬佔山說,他率領的幾萬黑龍江軍隊退到蘇聯后得到補充,蔣介石要把他的軍隊調回國,歸還東北軍建制,參加打共產黨。他使手段抵抗蔣的命令,現將部隊集中到新疆待命,准備開赴抗日前線,決不參加剿共內戰。又說他出國見到了進步的世面,中國人要打小鼻子一定能得到大鼻子的援助,這是斯大林親口答應的。副司令(張學良)出國喝了意大利墨索裡尼的法西斯迷魂湯,擁護蔣介石打共產黨,這是死路一條,決不能走下去。

1936年5月,馬佔山派他的老部下袁曉軒去綏遠找李上林(時任綏遠省國民兵副司令),聯絡抗戰力量。袁曉軒亦是中共黨員,一直跟著馬佔山在黑龍江抗戰。李上林在同年7月送家眷到北平時順道到天津見馬佔山。據李上林回憶:“見面后,馬問我,一旦中日戰爭爆發,我到綏遠,人民能否群起響應?蒙偽軍的招撫能否便利。我說,蒙偽軍不管怎樣,總是中國人,決不會一點天良沒有的。綏遠民眾雖比較落后,但因日偽勢力的壓迫已引起憤恨。將軍如能到綏遠號召,群起響應無問題。我在各方面竭盡一切力量援助將軍。馬聽到我的話后,特別高興。他派鄒大鵬(共產黨員)、袁曉軒招待我。9月馬佔山又派鄒大鵬到綏遠見我。”

馬佔山雖閑居天津,仍心系抗戰,並與共產黨人來往密切,派出的親信、部下大部分是中共黨員,不停地為抗戰集結人馬。

在西安、在延安

認識和結識中共領導人

1936年12月初,馬佔山接到蔣介石從洛陽發來的電令,讓他到洛陽待命。6日,馬佔山一行到了洛陽,沒見到蔣介石,說是已飛往西安。兩天后,馬佔山一行到達西安住進西京招待所212房,與蔣介石的軍政大員比鄰。

12月12日夜裡,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諫,扣押了蔣介石及一干隨行而來的軍政要員。馬佔山作為一個局外人意外趕上了西安事變。

事變當日,張學良和楊虎城即對外宣布撤銷西北“剿匪總部”,成立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通電發出八項主張。馬佔山與東北軍將領都在通電上簽名支持八項主張。

應張學良的邀請,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中共代表團16日來到西安,住進張學良公館金家巷。

馬佔山親眼見証了中共代表團的工作,他看到周恩來為了說服各方,每天會見西北軍、東北軍的高級將領,陳述共產黨人的觀點以及各方團結的重要。這一切,加深了馬佔山對周恩來的認識,尤其是周恩來在混亂局面中處驚不亂、依舊以一片真誠對待朋友的態度,這是馬佔山第一次面對面見識中共領導人的才干與能力,對中共有了全新的認識。后來馬佔山在榆林府谷抗戰,接納不少中共干部到其部隊任職,並信任有加。

1937年8月21日,蔣介石委任馬佔山為東北挺進軍司令、兼理東北四省招撫事宜。24日,馬佔山赴山西大同組建東北挺進軍司令部,原東北軍劉桂五騎六師劃歸挺進軍。杜重遠、栗又文、徐壽軒等來到大同,給馬佔山送來了電台。9月,日軍大舉進犯綏遠,馬佔山率部展開綏遠保衛戰。在包頭、五原、東勝、准格爾與日軍、偽蒙軍激戰。

1938年4月,日偽軍集中兵力包圍了馬佔山司令部,在黃油杆子激戰幾晝夜,馬佔山突出重圍,騎六師師長劉桂五犧牲。劉桂五是挺進軍犧牲的軍階最高的將官,他的遺體運回西安后,國共兩黨共同追悼公祭這位東北軍的抗日將領,當時這是一件空前的事,也讓馬佔山再一次看到共產黨堅定的抗日立場和民族大義。

5月中旬,馬佔山赴重慶向中央報告晉綏抗戰形勢,解決武器彈藥補給。在重慶等了兩個月才見了蔣介石一面,領到了部分槍支彈藥及軍餉。馬佔山在7月返回府谷途中右手掌受傷,副官急忙通過邊區電話聯系中共中央交際處處長金城,被安排在延安拐卯醫院救治。馬佔山在延安住了一段時間,手的傷勢好轉。與這裡的醫護人員相處久了,發現無論是醫生護士還是普通工作人員,人與人是平等相待、和諧相處的。他還發現在延安的東北老相識、老朋友真是不少,如張學思就經常來與之交談,言談中充滿了對中共領導人的敬佩,講述了共產黨人的品行,馬佔山深受感染,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更加深入的認識。

一天,副官杜海山報告,說毛主席來看他了。馬佔山急忙起身迎接,毛主席關切地詢問傷勢,詼諧地說:我可是久聞大名,八年前,馬將軍在黑龍江抗戰,勞苦功高。你可不能死在這裡呦,那蔣介石會大做文章的。

幾天后,陝甘寧邊區政府召開歡迎大會,設宴款待馬佔山一行。大會由肖勁光主持,王明代表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歡迎馬佔山到來。王明在致辭中說:“馬將軍於九一八事變后,不顧一切首先起來反抗民族敵人,首先起來打日本帝國主義,這是歷史上應大書特書的。第二,馬將軍不但勇敢,而且機智,在敵人的重重包圍下,能設法從危險中逃出,是值得人民學習的。第三,馬將軍是自始至終抗戰到底的人。馬將軍是主張團結全國、顧全大局,主張進步、反對倒退,隻有如此,才能打敗日本帝國主義。”

歡迎會上,毛澤東致辭:“抗戰是一件大事,要始終如一抗到底。馬將軍八年前在黑龍江首先抗日,那時紅軍在南方即致電熱烈支持。八年之前,紅軍與馬將軍則已成為抗日同志,我們相信馬將軍一定抗戰到底。我們要和馬將軍一道,和全國抗戰的人一道,我們真誠地歡迎那些始終如一、抗戰到底的民族英雄。他們為中華民族解放而奮斗到底,我們就歡迎到底。馬將軍年逾半百,仍在抗戰最前線與敵周旋,這種精神值得全國欽佩。”

馬佔山返回后,將其在延安看到與學到的,運用到自己的轄區裡。一是整頓軍紀,嚴令官兵不得侵犯百姓利益,違者嚴懲不貸,直至槍斃。二是發展生產、貿易,興建學校、圖書館。三是興建烈士靈堂,紀念自東北抗戰以來犧牲的官兵,設置牌位,立碑刻文。這些遺跡至今都被當地百姓保留著。

馬佔山組建挺進軍時,吸納了一批老朋友及中共地下黨人,如前文提到的鄒大鵬(軍械處處長)、栗又文(秘書處處長)、李士廉(參謀處少校參謀)、邰中復(特務營營長)、徐壽軒(少將秘書長)、關夢覺等人。這些人都是中共地下黨員,他們在馬佔山的部隊裡都擔任著要職,還在挺進軍裡成立“中共挺進軍支部”,栗又文擔任書記。

在北平

助力和平解放

抗戰勝利后,東北成為國共雙方較量之地,蔣介石想利用馬佔山在東北的影響,在1946年任命馬佔山為東北保安副司令長官。馬佔山不願意打內戰,故一直稱病休養不就任,在蔣介石電催之下,馬佔山不得已在1947年4月17日前往沈陽。

4月18日在沈陽北站,受到沈陽民眾及軍政官員的熱烈歡迎。21日上午在市政府廣場,各界隆重集會歡迎馬佔山重回東北,並贈送其“民族英雄”錦旗。馬佔山發表了書面演講,他回顧了自己抗戰的經歷,想起那些死去的將士,“那些留在山林地帶堅持游擊的同志們,多少年來含辛茹苦地沖鋒浴血,忠貞不屈。這種可歌可泣的精神,國家社會都應該予以相當的安慰,來表彰正氣。”談及東北的前途,寄希望於東北民眾、東北青年要擔當起歷史的使命,認清時代,建設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國。馬佔山早年就說過,與共產黨軍隊打,那是死路一條。他對蔣介石政府已經不抱任何希望了。

10月,他以養病為由,返回北平,拒絕打內戰。

遼沈戰役后,東北全境解放,平津戰役開始。馬佔山在北平居住,與守城司令傅作義關系很深,他的部隊都交給了傅作義,因為如此,也更關心傅作義的命運。

馬佔山的好朋友、中共黨員蔡運升介紹中共黨員王之相教授來見馬佔山,談及和平解放北平的重大意義,希望“馬將軍借助友誼關系,勸告傅作義將軍放下武器,接受和平,北平人民將感念不忘”。幾天后,馬佔山抱病去見傅作義將軍,並說明來意。當時傅作義告訴馬佔山他已做了應變計劃:一是把全部軍隊撤到江南﹔二是固守平津﹔三是放棄平津,退保察綏。馬佔山此刻知道傅作義沒把他當外人,就說:“你還是把寶珊接來,他和中共的關系好,又有威望。”傅作義接受了馬佔山的意見,當晚就派飛機接來了鄧寶珊將軍。馬佔山以給鄧寶珊將軍接風洗塵為名,邀請傅作義將軍在家中商談了具體的辦法。過了兩天,馬佔山請王之相和鄧寶珊將軍再到家中進一步商談,鄧寶珊將軍說:“和平解放北平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傅將軍也有表示,不能再打下去了。”鄧寶珊與傅作義的深談,打消了傅作義的顧慮,他還作為傅的代表直接參加與中共代表的商談,加快了北平和平解放的進程。

1950年,馬佔山被毛澤東主席邀請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一屆二次會議,但因病未能出席,這是他的終身遺憾。

1950年11月馬佔山病逝於北京,病危之際,給家人留下遺囑:“我親眼看見中國在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之領導下,全國人民獲得解放,新民主主義已勝利實行,人人安居樂業,我生平理想中之新型國家已建設起來。我因病與世長離,但可安慰於九泉之下。”

這份遺囑,是馬佔山用他一生經歷與追求所做的選擇和對后人的叮囑。馬佔山的選擇是很有代表性的,從他身上,我看到了更多人的轉變和選擇,他們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最終成為共產黨的同路人。

我們也從中看到歷史的結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人民的選擇,是歷史的選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法寶。

(作者系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十、十一屆青海省政協副主席,民革青海省委會原主委。本文根據作者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文瀾講壇的演講稿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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