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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華委員:平台經濟是一款“補藥”,但也有毒性         2021年03月11日15:19

新民周刊(記者 王仲昀)“我們對外賣,真是既愛又恨。下單的時候非常方便,但一邊吃一邊還要揣摩,吃下去是不是安全。”兩年前,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上海市委會副主委、上海市浦東新區副區長李國華提到外賣平台,發出了這樣的感慨。

兩年后,外賣平台解決了很多問題,其體量發展迅猛,國家的新經濟政策,又給平台經濟發展插上了翅膀。然而發展中一些新問題,讓我們又多了一份擔憂。李國華說,現在“愛恨交加”,總體來說,特別是通過疫情,愛的成分就更多。

對於外賣平台在內的平台經濟,李國華始終保持著關注。2021年3月4日,全國政協十三屆四次會議在京開幕。此次會議,李國華委員從當前平台經濟涉及的相關主體出發,提交了《關於加大保護平台經濟領域相關主體的建議》。在今年全國兩會前一個月,李國華還在上海兩會上遞交了一份關於加強平台企業監管的提案。

事實上,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履職以來,李國華圍繞著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進行調研。在上述相關提案中,既有明確的態度與建議,亦有詳實的數據支撐,“在這些專業領域,我和我們團隊始終在用對待科研的態度來做提案”。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李國華接受了《新民周刊》專訪,他談到了近幾年持續聚焦平台經濟的緣由與動力。同時,李國華也再次提出:“如今的平台經濟,從體量上看,已經足夠壯大,甚至是龐大。但是,我們更要追求它們內在的健康。隻有這樣,才能保証其能夠持續發展,迸發活力,為社會造福百年或更多。”

從這個層面上來說,平台經濟正處於發展的“春天”。

《新民周刊》:首先想請問您是從何時開始,出於怎樣的緣由,關注到“平台經濟”這一議題?

李國華:最早能關注到這話題,主要還是和我本人的履職有關。一方面,我在新區分管的主要是教育與醫療領域。其中,食品安全是重要內容。前幾年,我們就注意到現在年輕人越來越喜歡點外賣,通過疫情,外賣也已經成為百姓生活中離不開方式。另一方面,作為政協委員,現在參政議政、提出精品提案,這個精就是精准,圍繞百姓關心的,聚焦市民關注的,准就是要找短板、問題,能落到實處、點上。

2018年,有媒體曾報道美團外送的騎手在給客人送餐時惡意吃外送的餐點,還回吐咀嚼物至餐盒的事件。了解到相關情況,那年上海兩會,我和其他委員提交了一份《加強外送平台監管的建議》。從那時開始,我們收到的外賣包裝上有了安全搭扣,貼上了封條,這是外賣食品衛生的改進。

從當時的外賣配送,到現在平台經濟,這是從點上發現問題,再擴展到面的過程。

《新民周刊》:從最早關於外賣商品安全搭扣的建議,到如今提出加強對平台經濟領域相關主體的保護,這幾年間您和團隊持續對這一行業保持關注,背后又有怎樣的動力?

李國華:平台經濟本質上屬於互聯網經濟。它與傳統經濟有很大區別,是一種特殊的數字經濟形式。它們當中很多和最新的科技密不可分,從業人員接受新事物快,思想束縛少,這是優勢,是發展迅速的理由。但是,正是由於發展得過快,就更需要有一種道德倫理去支撐企業發展,就是那種向善的理念,不能以寶貴的生命或是“一家之大”的壟斷地位來換取短時利益,企業必須要有對社會責任的承諾。

強調這種“向善的理念”,是因為未來社會會愈發數字化,而這些平台企業會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果想要為老百姓持續提供服務,眼光就得長遠,而不是隻聚焦眼下的盈利。歷史上的“百年名企”,都有這種向善的理念在支撐。

目前看來,在平台經濟已經存在的一些問題上,讓企業主動承擔更多責任可能比較難,這才凸顯出創新監管的難能可貴。所以我這些年一直通過提案來呼吁,不僅要加強監管,更要“創新監管”。

“創新監管”可以從兩方面去理解。作為新經濟形式,創新要在監管之下,管得住才能放得開。另外,作為新生事物,互聯網經濟的治理規則,是世界各國共同面對的新課題。近些年,出於呵護新產業、新業態的考慮,我國對平台企業監管一直十分審慎。這要求我們的監管部門,接下來要更加靈活創新。

《新民周刊》:鑒於現在平台經濟的規模愈發龐大,有觀點認為其屬於“造福和方便公眾的新經濟”,也有人指出它“形成壟斷侵犯相關主體權益”。在這兩極之間,您覺得應當如何用好平台經濟,從而真正地為老百姓帶去更多便利?

李國華:我是醫學出身。平台經濟,我把它比喻成一款“藥”。用得好,就是“補藥”。日常生活中,它創造了大量勞動崗位,幫助解決就業,這些已經說得比較多,暫且不談。在2020年新冠疫情防控期間,我們很多人都離不開平台經濟。它幫助解決了很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問題之余,也為疫情防控貢獻很多。抵御疫情,它也算一種特殊的藥。

但是,是藥就會有毒性,同樣是疫情期間,餐飲企業,尤其是中小型商家,面對線下虧損,不得不上線外賣平台,以此提高人氣、增加現金流。然而平台的高額抽成,使得他們也苦不堪言,不上平台攬不到客,上平台賺不到錢。

因此,需要靠社會各界把握它的藥性,用創新的模式馴服、減弱它的毒性。用好平台經濟,也是一個“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問題。享受優點和便利,暫時也要包容他的不足。在此過程中,我們其實也在不斷探索他的發展規律。我們不僅需要《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這類規范性指導文件的出台,更需要盡快探索符合數字經濟特點的創新平台企業監管機制。

 《新民周刊》:您今年最新提案中也提到,治理平台經濟領域問題任重道遠。現在看來,治理的“任重道遠”體現在哪些方面?比如最新的貨拉拉事件,又把類似的網約貨運平台問題呈現出來。您覺得和外賣平台相比,其中有哪些相似和不同?

李國華:我覺得平台經濟作為新經濟的一種形式,總有新問題出現。今年兩會召開前,貨拉拉事件引發社會關注,我看到后也感到很痛心。一方面,涉案司機一邊開車一邊搶著接下一單,然后女孩害怕后做出一系列舉動,司機居然無動於衷,甚至還去‘軟暴力’。這暴露出平台對於司機的安全和法律教育非常不夠,也暴露出企業對於底線的思考和要求是缺失的。

另一方面,司機也是勞動者,也需要生存,關鍵還是平台能否給這些司機提供必需的社會保障。像貨拉拉這樣,一個新的企業從誕生到發展起來非常快,它可能還沒搞明白自己到底需要怎樣的安全意識。這還是以前我們常常說到的平台經濟“野蠻生長”,還是舊矛盾,隻不過現在又有了新的表現,以寶貴的生命作為代價。

既然談到平台經濟的新問題,還有一個也值得反思,那就是今天很多互聯網企業都存在的“996加班文化”。很多企業和員工現在都默認“996”是企業文化,但它如果真的按之前新聞所言,讓員工每個月工作300小時甚至更多,這顯然違背了勞動法。企業文化必不可能凌駕在法律之上。但為什麼現在外界沒能一致認為它有問題?值得我們深思。換句話說,必須真正地改善大環境,使得企業和員工都要有這種法律觀念。

不管企業雇佣勞動力的周期是多久,雙方都必須要遵紀守法。現在互聯網企業裡,年輕人居多,他們的青春歲月非常寶貴,理應體驗更豐富的人生,理應承擔更多對社會與家庭的承諾。其實這就像春夏秋冬四季,不能為了短暫的經濟利益,而忽視了其他人生的美好,就如同春天過完直接到了秋天,看起來賺了錢,但也許失去了更多。

我始終認為,平台經濟相關的企業,他們在中國是非常幸運的,得益於我們的制度優勢,所以發展得很快。我的建議不是為了抑制平台的發展,隻希望企業健健康康,也像青年人一樣天天向上。

《新民周刊》:您剛剛提到了與傳統企業相比,平台企業在“企業文化”等方面的一些不同之處。除此以外,我注意到您最新提案中涉及到平台企業的黨建話題。在您看來,如何從黨建這一塊,加強對平台企業的建設?

李國華:平台經濟是一個全新的組織形式,對黨建也提出了新要求。以美團為例,2020年員工數量約5萬人,但是從美團獲得收益的騎手規模超過295.2萬人。如此的龐大的群體,黨建工作如何開展,對我們黨組織提出了新的要求。

它是全新的組織形式,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去中心化”,調研有企業反映,在平台上建立黨組織,如“沙中堡壘”,缺乏穩定性﹔二是“去雇主化”,即平台上有很多外包騎手,雙方沒有形成正式的勞動雇佣關系,這部分群體難以進入平台黨組織。下一步的重點就是把這部分個體從業者也能完全納入黨建體系中,真正做到全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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