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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小兵代表:減稅將更重結構,所謂調高個稅起征點是在博眼球         2021年03月11日15:13

界面新聞(記者 樊旭)和過去兩年不同,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沒有給出具體的減稅降費目標數額,對此,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劉小兵指出,相較於總量,未來減稅政策將更注重結構性調整。

所謂“結構性”就是不同的稅種之間有增有減。“比如按照企業性質,國有企業增稅,民營企業減稅﹔又如按照企業規模,中小微企業減稅,大型企業不減稅。”他在全國兩會間隙接受界面新聞專訪時說。

在談到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時,劉小兵表示,專項債對地方來說確實是很大的問題。2020年,全國債務付息支出佔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4%,同比增長超過16%,今年債務付息佔比將進一步提高到4.3%,可以預見債務利息的支出壓力很大。

“這還沒有考慮到還本的壓力,只是付息,所以未來專項債肯定是蠻大的問題。”他說,“對於這個問題,我能想到最好的辦法是從長期不斷地壓縮政府的支出規模——不僅是減少發債規模,還包括基本支出、項目支出等。真正的剛性支出是‘養人’的支出,比如工資、獎金福利、養老金等,其他都不是剛性的,都可以壓,關鍵在於能不能下決心壓。如果一直壓不下去,債務問題就無法解決。”

對於老百姓關注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房地產稅等話題,劉小兵表示,此前個稅起征點調到5000元以上,已經導致納稅人范圍縮小了不少。“我感覺這不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只是吸引眼球的一種說法。”

(編者注:在2018年3月13日的兩會部長通道上,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王軍表示,從2018年10月1日起,個稅起征點從每月3500元上調至5000元,改革試行三個月來,減稅約1000億元,7000多萬個稅納稅人的工薪所得無需再繳稅。)

至於房地產稅何時能夠落地,劉小兵認為主要考慮三個方面的因素:一是對於房地產金融風險的評估﹔二是間接稅負的下降空間﹔三是財政收支的壓力程度。

作為長期研究我國財稅體制的專家,劉小兵透露,今年兩會期間,他可能會提出一個有關“稅法總則”的議案,即在各單行稅法的基礎上形成一個需要共同遵循的法典化總則,以此解決不同稅法間相互沖突的問題。

以下是經過界面新聞編輯整理的採訪實錄

界面新聞:您對於《政府工作報告》提到的赤字率和專項債規模如何看?和市場預期相比,今年的赤字率安排(3.2%)和專項債規模(3.65萬億元)要高於預期,特別是赤字率,連續第二年突破所謂3%的警戒線。

劉小兵:我認為這個安排較符合預期。今年赤字率和專項債規模在去年基礎上略減,一方面主要是由於疫情基本得到初步控制,經濟形勢較去年明顯好轉,資金壓力有所緩解﹔另一方面還是考慮到了政策“不急轉彎”的要求,所以總體上也沒有減太多,也包括赤字率連續兩年高過所謂3%的警戒線。從赤字規模上看,從去年的3.76萬億元下降至3.57萬億,僅減少了1900億。

界面新聞:您今年准備提出什麼議案呢?

劉小兵:我與合作伙伴准備提一個“稅法總則”的議案。我們國家征稅是一個一個的單行稅法,每一個法都是在不同時段出台的,所以法與法之間存在一些交叉、重疊和沖突。我們國家去年出台了《民法典》,那我想在這種法典化的模式下,能不能在中國的單行稅法上也搞一個類似法典化的做法,制定一個“稅法總則”,把所有稅法的共性和都應該遵守的基本規則形成一個總則。在這個基礎上,向法典化的方向發展,解決法規之間互相沖突的問題。

界面新聞: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沒有給出減稅降費額度,但提到要“實施新的結構性減稅舉措,對沖部分政策調整帶來的影響”。同時,劉昆部長在周五的部長通道回答記者提問時指出,2020年稅收佔我國GDP的比值為15.2%,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是最低的,和2015年佔比18.1%相比下降了2.9個百分點。這是不是意味著未來減稅降費將突出結構而非總量?

劉小兵:應該是這樣的,結構性的變化會是未來減稅的一個重要方面。所謂“結構性”就是不同的稅種之間有增有減。按照當前的導向來看,那就是提高直接稅比重,降低間接稅比重。直接稅包括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和一直在醞釀的房地產稅。間接稅就是消費稅、增值稅和資源稅等。另外,“結構性”調整也可以從別的角度來看。比如按照企業性質,國有企業增稅,民營企業減稅﹔又如按照企業規模,中小微企業減稅,大型企業不減稅。

界面新聞:多數觀點認為減稅降費仍是一個大的方向,但我們注意到,這些年財政壓力尤其是地方財政壓力確實比較大。怎麼能夠做到——既要緩解地方收支矛盾,又要鼓勵他們有減稅降費的動力?

劉小兵:從結構上來看,也許地方感受不到兩者間的沖突。因為要看減稅減的是哪一部分,如果減地方稅種,壓力就大,如果減中央稅種,壓力就小。而根據當前的稅收轉移支付機制,中央征收的稅費很大一部分還會對地方進行返還,可以通過這個方式調節不同地方的壓力,比如壓力大的地方多轉一些,壓力小的地方少轉一些。

界面新聞:有一些專家學者和企業家覺得當前的5000元的個稅起征點太低了,您認為有調整的必要嗎?

劉小兵:提高起征點,對於低收入人群會有一些幫助。但此前起征點調到5000元以上,實際上納稅人的范圍已經縮小了不少。我感覺這不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只是吸引眼球的一種說法。

當然,目前消費動力不足的情況和居民收入有一點關系。但刺激消費,我認為更重要的還不是收入,而是個人對未來收入的預期。如果預期未來收入能夠不斷上升,經濟形勢穩定,自然會消費,反過來大家就不敢消費。這才是關鍵問題。

界面新聞:地方債尤其是專項債的問題越來越突出,一個是債務總額越來越高,大量的到期債務依靠借新還舊﹔另一個是資金和項目實行周期不匹配,導致很多資金滯壓,使用效率偏低。有一種觀點認為,當前專項債發得太多,風險太大,未來應該多發一般債,少發專項債。您怎麼看?

劉小兵:專項債對地方來說確實是很大的問題。我們可以關注到,財政支出中,債務付息支出佔到越來越大的比重。2020年,全國債務付息支出佔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4%,同比增長超過16%,今年預算報告又提高到4.3%,可以預見債務利息的支出壓力很大。這還沒有考慮到還本的壓力,只是付息,所以未來專項債肯定是蠻大的問題。

不管是發一般債還是專項債,債務規模的問題始終都在。對於這個問題,我能想到最好的辦法是從長期不斷地壓縮政府的支出規模——不僅是減少發債規模,還包括基本支出、項目支出等。真正的剛性支出是“養人”的支出,比如工資、獎金福利、養老金等,其他都不是剛性的,都可以壓,關鍵在於能不能下決心壓。如果一直壓不下去,債務問題就無法解決。

實際上這也是世界難題,各個國家都在擴大政府規模。如果債務負擔太重,就靠量化寬鬆,通過增發貨幣來稀釋債務,美國、日本、德國都在走這條路。最后累積到一定程度就來一次危機,但這樣做的結果最終是所有人來買單。

界面新聞:房地產稅討論了很多年,您認為未來五年開征房地產稅的可能性大嗎?

劉小兵:房地產稅開征與否取決於三個方面。第一,開征房地產稅以后,國家對於金融風險的判斷有沒有把握。因為這可能引起房地產市場的波動,最后引起金融風險,因為造房子買房子都是向銀行貸款。如果沒有把握,或者預計的風險比較大,那麼就會延遲開征。

第二,房地產稅的征收取決於間接稅下降的空間有多大。2016年7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降低宏觀稅負,那麼房地產稅作為直接稅開征,必然導致直接稅比重上升。所以為了降低整體稅負,隻有讓間接稅降下來,才有空間增加直接稅。

第三,稅收的根本目的是為國家籌集財政收入。通俗地講就是看國家“缺不缺錢”,如果不缺錢,那就沒有必要開征新的稅種。所以判斷房地產稅何時開征,一定程度上還要參考財政收支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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