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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貴堂︱讓江海關回到人民手中         2020年11月25日09:57

丁貴堂(1891-1962),字榮階,山東黃縣人,生於遼寧海城,1951年加入民革。1949年后,曾任海關總署副署長、海關管理局局長。民革第三、四屆中央委員。第一、二屆全國人大代表。

1949年5月25日凌晨,上海市蘇州河沿岸,炮聲隆隆,子彈啾啾,解放上海的戰斗在激烈地進行中。此時,江海關的地下黨員已經悄然行動起來,將事先藏在海務科辦公室裡的紅旗和秘密縫制的標語帶上江海關六樓。凌晨4時30分,海關大樓挂出了解放上海的第一幅紅色巨幅標語“歡迎人民解放軍解放大上海”,高大的鐘樓上升起了黃浦江畔第一面紅旗。江海關鐘聲長鳴!

當時中國海關最高級別華員、原海關總稅務司署副總稅務司丁貴堂領導總稅務司署和江海關(包括浚浦局、港務科、檢疫所等)工作人員起義了,時任上海市市長陳毅稱贊丁貴堂“立了大功”。毛主席親自接見他並親切地稱呼他為“丁海關”。

勇於抗爭,維護海關華員權益

丁貴堂是舊海關中第一位華籍副總稅務司,是中國近代海關史上職務最高的華籍官員,這在一直由洋人把持的舊海關中可是鳳毛麟角。

自鴉片戰爭后,根據不平等條約,我國海關的關稅自主權、海關行政管理權、關稅收支權等,均被英、美、法、日等帝國主義國家長期把持,統管全國海關的總稅務司及各關稅務司、副稅務司皆由洋人擔任,完全壟斷了我國海關大權。在海關工作的中國人員,備受洋人的歧視和欺凌。

丁貴堂祖籍山東,出生在遼寧海城,性格中混合著東北人的剛直與山東人的耿介。1916年,丁貴堂從培養海關專門人才的北京稅務專科學校畢業被分配到安東關后,看到洋員對華員飛揚跋扈,華員遭受種種不公正待遇,丁貴堂義憤填膺,挺身而出,與洋人交涉。有一次,日籍幫辦垣花惠在關裡飛揚跋扈,欺壓華員,丁貴堂忍無可忍,與之據理力爭,差點動了拳頭,后經安東關稅務司美國人柯爾樂居間調解方才平息。

1919年,丁貴堂調任北京海關總稅務司署總務科幫辦。在此期間,他對洋人蔑視中國主權的跋扈行徑甚為不滿,曾幾次與洋人發生爭吵,富於正義感的他聯合在署裡的中國職員與洋人交涉,爭得了房貼和煤貼,維護了華員的權益。即便是總稅務司安格聯的親信、稅款股副稅務司澤禮欺壓華員,丁貴堂也一樣敢於抗爭,敢於在太歲頭上動土。丁貴堂不僅海關業務精深,英漢語功底深厚,人品上也公而忘私,敢作敢為,因此不僅在華員中威望頗高,在總稅務司署的高級職員中也贏得了口碑。

1927年,丁貴堂奉調至上海江海關任漢文秘書課秘書。上海江海關中國員工發起組織海關華員聯合會,丁貴堂擔任組織部員。聯合會以“提高職權,改良待遇”相號召,開展爭取中外關員平等待遇的斗爭。在廣大員工堅持斗爭下,海關當局被迫提升數名華員為代理副稅務司,丁貴堂是其中之一。回顧這段火箭般的升遷經歷,丁貴堂這樣總結:“自有海關以來,華洋關員升任代理副稅務司最早最速者,實以堂為第一人!”

1929年初,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關務署在南京舉行海關關制審查會議,丁貴堂和其他愛國人士為挽回海關行政管理權及提高華員地位待遇,在會上據理力爭,取得了中國關員和外籍關員原則上的平等待遇和地位,並規定以后海關行政部門停止招收洋人,開始削弱洋人的壟斷權勢。他還堅持海關的報關單和其他統計報表上,都應該加列中文,打破了海關單據全部用英文的慣例,盡力維護中國的管理主權。

踴躍救國,發起義捐資助抗日

九一八事變后,丁貴堂對家鄉東北的淪亡十分痛心,對十九路軍在上海英勇抗戰非常敬佩。丁貴堂耳聞目睹十九路軍將士缺醫少藥、給養短缺的困境,以自己在海關同仁中的威望挺身而出,通電全國海關,發起組織愛國捐獻運動,號召全國海關的中國員工自1933年起,按月捐獻薪金的百分之五,慰勞和援助英勇抗日的十九路軍、東北義勇軍和馮玉祥、吉鴻昌、宋哲元在華北的抗日部隊。閻寶航、高崇民等人主持的東北抗日救國會也得到了資助。

丁貴堂支持東北進步人士和流亡學生的愛國活動,熱情接待杜重遠、閻寶航、高崇民等人住在自己家中,積極支持和贊助宋慶齡和斯諾、艾黎等倡導的工合運動。他還帶動海關員工積極捐款捐物,踴躍救國。雖然丁貴堂當時對共產黨不了解,但他知道共產黨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是真正的抗日軍隊。八路軍取得平型關大捷后,丁貴堂請閻寶航轉交一萬元給八路軍辦事處,還把海關同仁愛國基金兩萬元,通過八路軍駐滬辦事處劉少文捐獻給新四軍。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租界成為孤島。丁貴堂籌劃將總稅務司署內遷重慶,但為日本侵略者所阻。總稅務司署曾把華北日本侵略軍進出山海關和長城各口的情況密電報告國民黨政府。日軍進佔租界后,在天津海關發現此項密電副本,認定是間諜行為,於1942年3月以“反日間諜行為”逮捕丁貴堂。經過一個月的嚴厲審訊、辱罵、毆打,丁貴堂始終表示按政府明令辦理,拒不認“罪”。日本憲兵隊在無証據的情況下,隻得將其釋放出獄,但仍暗中監視。是年底,丁貴堂佯稱“血壓增高、心臟病復發”回老家養病,穿越日偽封鎖線,輾轉抵達重慶。

1943年3月,丁貴堂出任總稅務司署總務科稅務司。6月,總稅務司梅樂和辭職后,他被委派為代理總稅務司,這是中國關員首次執掌海關領導權。然而,國民黨政府財政部卻在兩個月后委任美國人李度為總稅務司,丁改任副總稅務司。10月,國民黨政府財政部委派丁貴堂兼任專員,前往新疆籌建海關,並於1944年2月在迪化(今烏魯木齊)設立迪化關,丁兼該關稅務司﹔之后又在中蘇邊境塔城、伊寧、霍城、和闐等地設立了關卡。

堅持正義,積極幫助民主人士

抗戰勝利后的1945年8月,國民黨政府財政部任命丁貴堂為京滬區財政金融特派員辦公處專員,同時接管上海總稅務司署及江海關。此時,總稅務司李度還沒有抵達上海,大小事宜皆由丁貴堂負責。

丁貴堂不僅要處理上海總稅務司署及收復區各海關事務,還要接收原海關財產檔案、敵偽碼頭倉庫,事務繁雜,但他一直潔身自守,與當時眾多國民黨“劫收”大員截然不同,其卓著的接收成績得到各界的好評。為此,國民黨政府財政部1946年5月25日頒令,給丁貴堂記大功一次。當時許多接收大員多有中飽私囊的行為,對於種種“接收花天酒地,人民呼天喚地”的做法,丁貴堂深惡痛絕,公開進行抵制。

1947年是全面內戰爆發后的第二年,國統區市場物價暴漲,馬口鐵奇缺。孔祥熙大公子孔令侃見有利可圖,就從美國共和鋼鐵企業搞到一批馬口鐵原料,准備運進國內銷售,大發國難財。因為馬口鐵原料是專控物資,嚴禁擅自進口,江海關於是拒絕簽發進口許可証,不予放行。孔令侃大為惱火,以“降低物價、扶持工業”為由,與海關當局大打筆墨官司,同時利用自己“皇親國戚”的身份,發動說客去說情,多方施壓。最終,丁貴堂因抵抗不過其強有力的后台,隻得放行。但這件事對丁貴堂觸動很大,使他更加看透了國民黨政權的腐敗本質。

上海區海關員工曾先后五次發動怠工、罷工,丁貴堂始終同情。總稅務司李度曾勾結國民黨特務、軍警擬武力鎮壓職工運動,丁貴堂與其他進步人士從中斡旋、阻止,避免了流血事件發生。

1946年,丁貴堂的好友兼同事、海關高級職員孫恩元回到上海,經中共地下黨代表李正文介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盡管孫恩元嚴格遵守地下黨的組織原則,沒有把入黨的事情告訴丁貴堂,但丁貴堂卻意識到孫恩元可能是共產黨員了。因為孫恩元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有所表現。對於那些違反國民黨海關制度而對共產黨有利的事,孫恩元就干,而對共產黨解放全中國不利的事,即使蔣介石政府下令要辦的,孫恩元也經常找理由不辦。丁貴堂在孫恩元潛移默化影響下,也逐步提高了對共產黨的認識,下定了為愛國民主運動和全國解放事業作貢獻的決心。

當時,閻寶航也從重慶來到上海,在李正文家住了一個多月。丁貴堂多次在家中以東北老家捎來的高粱米、家鄉風味招待閻寶航、李正文和寧武。

在國民黨發動內戰大肆迫害進步人士的時候,在李正文的單線領導下,孫恩元利用在海關工作可逃避國民黨憲警聯合檢查的便利條件,同在海關工作的地下黨員陳鳳平、陳瓊琨一道,護送地下黨領導同志和愛國民主人士進出上海港。

下關慘案發生后,閻寶航從南京脫險返滬后不久,陳鳳平從大沽找了條小船,孫恩元護送閻寶航從上海黃浦江碼頭乘船去天津轉東北解放區任東北行政委員會委員、遼北省主席。

從1948年開始,大批民主人士先后離開上海,經香港進入解放區,孫恩元等人做了大量工作。當時白色恐怖極端嚴重,國民黨政府規定,凡離滬去香港的,必須經過警備司令部嚴格審查批准。孫恩元設法化名辦理出境証件,代購船票,幫助黃炎培等民主人士避開國民黨特務的監視。1949年1月,張執一夫婦、李正文夫婦從香港回上海時,也是由孫恩元和陳鳳平到碼頭迎接,保護他們過關,行李沒有遭到搜查,身份職業也沒受到盤問。孫恩元還護送徐壽軒、沈體蘭、張志讓、顧執中等離滬出港去東北解放區。

這些迎來送往的工作,是得到了丁貴堂的同意和支持的。丁貴堂不一定知道這些工作實際上是為共產黨做的,但他認為這些都是作為一個中國人應該做的愛國行動。

棄暗投明,秘密見面宣誓起義

1948年底,淮海戰役即將結束,國內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民解放軍兵臨長江北岸,國民黨要員紛紛逃往台灣,海關人員也人心惶惶,特別是高級華員都看著丁貴堂的行動,唯其馬首是瞻,以抉擇去留。

丁貴堂對於國民黨政府的種種做法早已不滿,暗中派他的外甥陳瓊瓚去香港了解共產黨的政策。

陳瓊瓚在抗戰期間曾參加海關長征團,結識了夏衍。1948年冬,他從上海秘密到香港,找到當時在《華商報》工作的夏衍,討論丁貴堂起義的事宜。陳瓊瓚開門見山地說,他是得到江海關關長丁貴堂的同意,來找共產黨的。陳瓊瓚說,江海關有悠久的歷史,現在還完整地保存著100多年的檔案、一筆可觀的庫存和許許多多愛國的、有經驗的職工干部。國民黨方面正在強迫他們去台灣,所以爭取丁貴堂起義是十分必要的。夏衍問陳瓊瓚,起義有沒有把握。陳瓊瓚說,丁貴堂很有威信,為人正直,絕大多數海關職工是愛國的,所以隻要有丁關長下決心,起義是完全有把握的。

夏衍立即向潘漢年作了報告。潘漢年得知后喜出望外,說這是一筆“意外之財”,於是當天就向中央請示,並很快得到了周恩來的回復。周恩來明確指示,隻要把全部檔案和物資保留下來,上海解放后仍由丁貴堂任關長,起義的干部職工原職原薪不變。

中共上海局認為,海關上層人員中丁貴堂是重點人物,他影響面廣、顧慮重,而總稅務司李度又在多方拉攏他,必須通過各種渠道,運用各方面力量,想方設法,做好丁的思想工作,使他消除顧慮,安心留在上海,以穩定海關上層人員及廣大海關職工情緒。這樣就能為保護關產,迎接解放,起到重要作用。

中共上海局指派與丁貴堂有聯系的李正文、寧武等人對他多做工作。孫恩元也同丁聯系,說明形勢,宣傳共產黨的政策,指出中國的前途,並介紹華北解放區海關的接管情況。丁貴堂表示願意留在上海,不去廣州。

根據中共上海局的決定,李正文請孫恩元正式向丁貴堂提出黨組織對其的希望,希望丁貴堂直接參加解放全中國的偉大事業,請他利用職權,千方百計設置障礙或制造理由,阻撓蔣介石從大陸向台灣運輸軍隊和物資,特別是在船隻調撥、讓開航路、碼頭裝卸等方面制造麻煩,不要讓國家的貴重物資被國民黨政府出賣給外國。

1949年3月,李正文又通過孫恩元向丁貴堂提出,希望他不僅自己不去台灣,還要引導海關工作人員都不去台灣,堅守崗位,堅決保護海關財物,在解放軍到來時全部完整地獻給中國人民。

丁貴堂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為了全中國的統一,為了民族的振興,順應人民革命事業,這一切都是應該做的,但要冒很大的危險。因此,他必須和中共取得直接的聯系。於是,丁貴堂向孫恩元提出:“共產黨能派一個正式代表與我談談麼?”孫恩元立即答應下來。

經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員會書記張執一批准,李正文作為共產黨的代表,由孫恩元陪同,在仁濟醫院的一間高級病房裡和丁貴堂秘密見面。盡管之前丁貴堂和李正文也認識,多次見面吃飯,但這次見面卻不同。過去,丁貴堂把李正文當作“東北老鄉”,這次,李正文是以共產黨員的身份出現。過去,李正文把丁貴堂當作一個有正義感的愛國主義者,這次,是把他看作參加革命的起義者了。在蔣管區,丁貴堂同一個共產黨員見面,特別是自己宣誓要起義、願為人民解放事業獻出自己的一切,是准備拋頭顱洒熱血的英勇愛國行動。當時,丁貴堂非常慎重而高興地接受了黨交給他的任務。他表示,願盡最大的努力,利用自己的職權和社會關系,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作出應有的貢獻。

上下齊心,保護關產再立新功

自總稅務司美國人李度逃離上海后,海關的大權實際上就掌握在丁貴堂的手裡。新中國成立前夕,蔣介石政府幾次派人誘勸丁貴堂離滬去台,丁貴堂始終未從。

1949年3月,丁貴堂毅然宣布自己留滬,敦促李度電令各關“不得撤退,不得運走檔案,不得匯走稅款”。丁貴堂還安撫下屬各司其職、嚴守崗位,以期將海關財物完整地保護下來,交給人民。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上海局通過地下黨海關總支,與張勇年等其他海關上層職員聯系,向他們不斷開展政策宣傳,使他們懂得自己的出路與黨的解放事業和國家前途的關系,以及隻要安心留在上海,保護好自己負責部門的關產設備,就是為人民立了功。這些上層人員,看到革命形勢日趨明朗並且丁貴堂也留在上海,他們都願意留在上海跟著共產黨走。在整個安定關員人心的過程中,中層人員中已有一定數量的地下黨員,為保護關產、檔案,順利接管海關,積蓄了重要的力量。

已逃往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前后三次嚴令丁貴堂將當時遠東最好最大的挖泥船“建設號”火速調往台灣。丁貴堂拒不從命,假稱船隻亟待修理,無法調運。上海解放前夕,淞滬警備司令湯恩伯又下令征調海關和浚浦局的數十艘緝私艇和挖泥船。丁貴堂在中共地下黨領導和海關廣大員工的支持下,托詞“船隻要修理”“人員要補充”“材料要添置”而予以拖延,盡力保護關產。湯恩伯大為惱怒,以拖延執行征調海關船隻命令為由,下令逮捕丁貴堂。由於解放大軍兵臨城下,湯恩伯倉促逃跑,丁貴堂才幸免於難。

當時,與蔣介石的物資搶奪戰是相當激烈的,也可以說是解放上海戰役的一個組成部分。上海的全部國民黨海軍船隻以及招商局大部分公私船隻都被脅迫到復興島運送軍火和軍隊。黃浦江從龍華到吳淞口,被國民黨軍隊鑿沉的大型船舶有59艘之多。海關船隻除了4艘被國民黨海軍用軍艦拖往台灣外,其余艦船“春星號”“海星號”“流星號”及輪船隊30多艘,以及浚浦局所屬的“利江號”“建設號”等均得以保留,所有關產、稅款、檔案資料也完整地保存了下來。

5月25日清晨,江海關大樓挂出長達30米的巨幅標語:“歡迎人民解放軍解放大上海”。這幅標語是先期在愚園路一個江海關地下黨員家裡秘密縫制而成,和紅旗一起存放在海務科的辦公室裡。這也是黃浦江畔第一幅迎接解放大軍的標語。隨后,一面紅旗在江海關鐘樓頂上徐徐升起。在丁貴堂的積極協助下,軍管會順利接管了海關總稅務司署、江海關和浚浦局,象征國家主權的國門鑰匙——海關控制管理權,終於回到了中國人民手裡。起義不僅使得承載著悠久歷史的珍貴海關檔案、數額可觀的庫存以及大批海關船隻得以完整保留,更為新中國海關的發展保留下一大批經驗豐富的海關人才。

1950年2月16日,江海關正式改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海關。

1949年7月,台灣國民黨當局從海、空兩方面封鎖上海,切斷上海的糧、煤供應,上海面臨停電、斷水、斷糧的危險。“流星號”冒著國民黨海軍封鎖長江口、敵機掃射轟炸的危險,掃測清除國民黨海軍布設的水雷。“春星號”駛入長江,恢復長江航標,並開辟長江夜航,粉碎了國民黨飛機封鎖長江的陰謀。“海星號”等艦船出長江口檢修沿海燈塔,陸續恢復上海與南北沿海和長江通航,以使從全國各地調運的煤炭、糧食、棉花等可以及時運進上海,為穩定解放初期的上海經濟發揮了重大作用。

上海解放后,李正文親自聽到陳毅和夏衍在不同的場合表揚了丁貴堂。用陳毅的原話說,“丁貴堂同志立了大功”。

1949年9月,丁貴堂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1949年10月1日,丁貴堂作為特邀代表登上了開國大典的觀禮台。新中國成立后,丁貴堂先后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海關總署副署長、海關管理局局長等職,主持人民海關的建設,參與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暫行海關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進出口稅則》等一系列重要的海關管理法律法規,為人民海關的創建作出了貢獻。

◎ 主要參考文獻

1.《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 人物傳記》第十九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書局1984年。

2.丁耀琳《我的父親“丁海關”》,《炎黃春秋》,2011年第11期。

3.丁淑華《叔祖父丁貴堂的愛國情懷》,《民革前輩與上海解放》,民革上海市委會編,團結出版社(待出版)。

4.李正文《丁貴堂在上海立功》,《上海民革專輯》,《上海文史資料選輯》,2008年第3期總第128期。

5.楊智友《毛澤東直呼他“丁海關”》,《世紀》,2007年第6期。

6.楊智友《丁貴堂與江海關“護關運動”》,《中國檔案》,2013年第12期。

7.朱權《丁貴堂孤島脫險記》,《檔案與史學》,1997年第5期。

8.鐘克君《丁貴堂張勇年為海關順利接管做出貢獻》,《民革黨員與新中國》,《文史資料選輯》第九十四期,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1999年。

9.孫建偉《1949,海關艦船拒駛台灣》,《檔案春秋》,2011年第7期。

10.一鴻《奠基者》,《中國海關》,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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