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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濟深: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有力推動者     李崴    2020年08月31日15:12

李濟深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創始人和卓越領導人,是近代中國杰出的軍事家、民主革命家,也是一位可敬的愛國主義者。他早年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斗爭,九一八事變發生后,民族危機日益嚴重,他反對蔣介石的賣國獨裁,積極從事抗日反蔣的活動。同時期,他從積極主張“抗日”到聯合中國共產黨開展“反蔣抗日”和“逼蔣抗日”,最終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主張國共合作 共同抗擊日寇

1931年9月26日,九一八事變后的第八天,李濟深在寫給孔祥熙的信中嚴厲控訴日本侵略者:“蕞國倭人,竟公然無端對我殺戮,強佔要境,令人發指。凡屬國民,亟應興起,本阋牆御侮主義,為協力同心之備,化除已往,捍衛國家。弟愛國熱忱始終未間,極願隨兄等后,盡力匡濟。”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前后,李濟深與十九路軍同袍一道,堅決主張抗日。4月初,李濟深在與記者的一次談話中表示,“現在國難日亟,日前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對外有沒有辦法,尤其對日,要有積極的辦法。如果對外沒有辦法,則擔任任何職務,都於國家無補。如果對外有辦法,無論任何職務,隻要中央有命,我都願意和大家同負責任,共赴國難。”

6月22日,在淞滬抗日陣亡將士暨殉難同胞大會上,李濟深大聲疾呼:“欲恢復東北,非抵抗不行,且不能徒托空言,民眾方面,尤應有所表示,其辦法即,一、請願政府積極抵抗﹔二、實行經濟抵抗﹔三、援助東北義勇軍餉彈。如此積極進行,則恢復東北,方可有望。”可以說,九一八事變后,抗日成為縈繞李濟深心頭的深刻命題。李濟深試圖推動第二次國共合作,共同抗擊日寇,實現抗日的最終勝利。

1932年,李濟深委派黃埔進步學生劉廣、秦湘溥、曾致祖三人,前往武漢聯絡黃埔同學和退伍軍官,籌備建立“抗日軍人聯合會”。此時,李濟深不僅反對蔣介石一意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更率先提出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張:“目前最重要者,收復東北失地,如共黨果能幡然改圖,共赴國難,當可放棄剿共政策。且余以為‘剿匪’問題,較之抗日,猶是次要問題。”隨著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變本加厲,李濟深日漸反感。加之,蔣介石將在上海淞滬抗戰中抗日有功的十九路軍調派福建“剿共”,企圖讓十九路軍和紅軍、廣東陳濟棠軍隊拼個你死我活,最后達到借刀殺人、消滅異己的目的。李濟深對蔣介石非常憤慨,毅然辭職,離開南京前往香港,公開舉起了反蔣大旗。

推動國共合作 實行反蔣抗日

1933年,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北的長城沿線發動進攻,中華民族的危機日益加重。李濟深多次呼吁南京國民政府和兩廣實力派共同抗日,皆告無效。面對深重的民族危機,李濟深下定決心,推動國民黨內反蔣實力派及民主派人士攜手聯合,依托十九路軍,發動福建事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出任“中華共和國”主席。事變前夕,李濟深授意十九路軍派員到閩西蘇區,直接與紅軍第三軍團司令彭德懷會晤,雙方同意停止戰爭狀態,共同抗日。隨后,十九路軍又派軍部秘書長徐名鴻擔任福建省政府和十九路軍全權代表,前往江西瑞金會見毛澤東、周恩來。雙方之后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進行了初步合作。此外,據李濟深回憶,“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時,我們派尹時中當代表去與中共聯絡,后來中共亦派張雲逸、吳明、潘漢年為代表到福建來,但那時軍事快要失敗了。”

1934年1月,在蔣介石軟硬兼施的攻勢下,福建事變宣告失敗,李濟深避走香港。作為事變的核心人物李濟深並未因此而氣餒,他寓居香港期間,反思福建事變的教訓,開始思考如何加緊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拓展共同抗日反蔣的新局面。

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加快了侵略華北的腳步,推動所謂的“華北自治運動”,試圖將山東等華北五省脫離中國版圖。在此國難危機之下,1935年7月,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在香港成立“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簡稱大同盟),大同盟設立七個部,李濟深兼組織部長,葉挺出任軍事部長。中共黨員宣俠父、梅龔彬等也在該組織擔任重要職務,中共中央還派遣潘漢年、胡蘭畦等到香港幫助李濟深組織抗日統戰工作。8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呼吁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得到大同盟的積極響應。12月,大同盟發表《成立宣言》,提出“爭取民族獨立,樹立人民政權”的政治主張,及“集中一切力量進行民族戰爭”等8條行動綱領。12月9日,北平爆發了“一二·九”抗日愛國運動。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指導下,北平學生高喊“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呼吁“反對華北自治”。大同盟隨即發表《告同胞書》,聲援愛國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呼吁立即集中全民族的力量,組織抗日救國軍和國防政府,一致抗日。

1936年1月,李濟深發表《對時局宣言》,呼吁各黨派、各團體共同建立抗日反蔣的聯合陣線,與日本侵略者和蔣介石獨裁政府作堅決斗爭。這一年,李濟深派陳銘樞偕胡蘭畦等人訪問莫斯科,與中共駐蘇代表團商討大同盟和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合作事宜。李濟深還請胡蘭畦捎上他親筆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致敬信。

踐行國共合作 一致逼蔣抗日

1936年6月,廣東實力派陳濟棠,廣西實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為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發動兩廣事變。7月,在蔣介石的分化下,廣東方面被和平“解決”,廣西隨即陷入孤立。面對蔣介石大兵壓境,李宗仁、白崇禧決心抵抗到底,他們邀請李濟深擔任廣西省政府主席,借助李濟深的政治地位和影響力,聯合全國抗日反蔣力量共同討蔣。在李濟深的推動下,桂系和中共建立了聯系。中共中央派遣雲廣英到廣西,先后拜會李宗仁、李濟深,宣傳中國共產黨聯合抗日的路線,建議採取和平手段解決與蔣介石的爭端,改“反蔣抗日”為“逼蔣抗日”。李濟深在與雲廣英的會面中,聲明擁護共產黨的抗日主張,並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大意是說廣西當局同意共產黨提出的逼蔣抗日,不打內戰的主張。希望紅軍配合兩廣的行動,爭取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蔣介石為平息兩廣事變,派遣李濟深的老部下鄧世增、陳誠等人進行斡旋,李濟深答復,隻要蔣介石抗日,仍供“驅策”。然而,對蔣介石能否抗日,李濟深仍然心有“未解”。8月9日,李濟深致函陳誠,信中寫道:“德(指李宗仁)、健(指白崇禧)諸公,此次目擊民族之危機,已至最后關頭,而夢想介公(指蔣介石)抗日,無異俟黃河之清。因此一方通電督促,一方出兵為倡,如果介公有一分抗日誠意,則正可乘此時機,領導全國抗戰,使兄等不向南而指北,不仇內而攘外,全國人士,誰不願瀝血誓日,以擁護中央乎?”9月,南京和廣西方面達成協議,兩廣事變最終以和平收場。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李濟深當即分別致電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蔣介石、張學良、楊虎城等,倡議和平解決事變。不久,在中國共產黨、李濟深等多方的努力下,西安事變以蔣介石公開發布“停止剿共,聯共抗日”等5項承諾而和平解決。為促使蔣介石不背棄在西安的承諾,周恩來委托上海救國會的楊德華與李濟深會晤,希望各方團結起來,對蔣介石形成輿論壓力。李濟深立刻響應,通過大同盟在香港主辦的《大眾日報》舉行新聞、文化界招待會,向海內外進行廣泛宣傳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經過。李濟深托楊德華捎上他給毛澤東的親筆信,信中建議:“為救國大計,宜從速召開全國政治會議。濟深與廷鍇已下定一往無前之決心,擬隨時奔赴延安,共商國是。”毛澤東對李濟深等的意見表示贊同,至於前往延安,復曰:尚待時機成熟。

實現國共合作 開啟抗戰新局面

1936年12月15日,李濟深發表《民族革命聯合戰線的實踐問題》一文,全面闡述他對構建民族革命聯合戰線如何實踐的問題。在文中,李濟深指出“中國共產黨自去年發出八一宣言,呼吁聯合抗戰以后,並改變其對內政策與蘇維埃政權的性質,以適應聯合戰線運動的推進。”與此同時,國民黨內的抗日派也“主張停止剿共,實現合作一致抗日。”李濟深呼吁,“我願意代表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及其中堅十九路軍,以最誠摯的衷忱,向一切主張抗日救國的友黨友軍,提出懇切的願望,我們願意和任何友黨友軍訂立政治協定,以推進總的聯合戰線的實現。同時,任何友黨和友軍,願意和本同盟及十九路軍訂立政治協定,也願以萬分的熱誠歡迎其提議、舉行談判,以決定我們相互間共同作戰的任務。”

1937年1月,李濟深與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徐謙等聯合發表通電,指出:“吾人深信抗日為民族當前最神聖之任務,亦為全國民眾一致之要求。若政府肯毅然抗戰,則一切政令軍令決無不能統一之理。任何黨派若不欲自絕於國人,決不能違反抗日神聖命令。中共亦當以抗日為前提,履行其約言,改變蘇維埃之組織與紅軍之旗幟,使成為中華民主共和國之直接組成部分。但若欲達此集中統一之目的,必須先行停止內戰發動抗日。”為督促蔣介石抗日,李濟深邀請馮玉祥一道上廬山見蔣介石。李、馮二人誠懇表示,國家和民族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應該立即對日宣戰。李濟深告誡蔣介石說:“如果請求不能實現,下山后,就以政治家的地位與你相對峙﹔如果你接受請求,就會以軍人的地位服從你的驅策。”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標志著日寇全面侵華的開始。第二天,中共中央發出《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李濟深也在大同盟主辦的《民族陣線》雜志上刊出“快郵代電”,“吁請中央政府即刻動員全國抗戰!”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淞滬抗戰爆發。14日,國民政府外交部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書》,對日宣戰,表示“戰端一開,則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李濟深即時趕往淞滬前線視察,鼓勵將士們抵御日寇,奮勇殺敵。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談話,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在此前后,陝北的中央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南方十三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至此,以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結語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局部抗戰打響,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李濟深始終堅決主張國共合作,抗戰到底。李濟深主張、推動和踐行第二次國共合作,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有力推動者,為實現國共兩黨合作共同抵抗日本侵略、實現全民族抗戰做出了卓越貢獻。

全面抗戰爆發后,李濟深繼續踐行國共合作,並在與中國共產黨密切互動的過程中,雙方關系迅速升溫。1946年,抗戰勝利后一年,國民黨悍然發動內戰,解放戰爭打響,李濟深公開反對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密切配合中國共產黨,為推翻國民黨統治、解放全中國作出了杰出貢獻。

值得重視的是,新中國成立后,李濟深一直把實現祖國統一當成民革和他自己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他經常勉勵民革成員,要為實現祖國統一、振興中華作出貢獻。李濟深與國民黨有數十年的歷史關系,在台灣的軍政人員有很多是他曾經的同事和部屬。因此,他特別關心去台的國民黨人士的前途和命運。1956年1月,政協二屆二次會議召開,周恩來總理在《工作報告》中提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的主張。李濟深不但擁護這一主張,還主動向中共中央表示:如果有需要,台灣當局准許,他可以親赴台灣做蔣介石先生的工作。同年在民革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李濟深建議就和平解放台灣問題作出決議、發表《告台灣軍政人員書》。在李濟深的主持下,民革成立了民革中央和平解放台灣工作委員會,這個機構成立后做了大量工作並取得了積極的效果。

1959年10月5日,李濟深在離開人世的前4天,寫下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首詩《國慶后寫興》:十年國慶萬年紅,衡麓光輝永照中。我與全民宏願在,及身要見九州同。

(作者李崴系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十二屆民革中央常委,朱志龍系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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