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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濤:建立健全濕地生態效益補償制度     民革安徽省委會宣傳部    2020年05月26日15:06

夏濤

 

濕地是重要的自然生態系統,保護濕地、改善生態環境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高度重視生態文明建設,專門出台保護濕地的相關政策,有力推動了濕地生態效益補償制度的建立。但全國政協常委、安徽省政協副主席、民革安徽省委會主委夏濤在調研中發現,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人類對濕地的不合理開發利用加劇,濕地資源面臨日益嚴重的威脅。

夏濤認為,要建立起有效的濕地生態效益補償制度,使人類在開發利用濕地過程中遵循自然規律,遵循“等價”“有償”的價值規律,合理、正確地利用和開發濕地。這對實現濕地生態環境與人類社會的和諧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為此,他向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提交提案《關於建立健全濕地生態效益補償制度的建議》。

夏濤在提案中指出,建立健全濕地生態效益補償制度,亟待解決“補給誰”“怎麼補”“補多少”“誰來補”等實際工作中的問題。

濕地產權不明晰,應該“補給誰”?濕地是一種較特殊的生態系統,具有極強的外部性和公共產品特性,涉及多個部門和利益群體,產權處於不清晰、嚴重交叉的狀態。同時,還涉及濕地上下游、左右岸的土地所有者和經營者的權責利益。補償范圍不易定,究竟“怎麼補”?濕地具有多種服務功能,是補償水鳥造成的農作物損失,還是補償水環境治理﹔是補償養殖業受損,還是補償水資源提供,或補償其他利用方式受損等。補償標准難測算,到底“補多少”?由於不同區位、不同濕地的功能價值、利用方式、重要性、稀有性和濕地損害修復成本難以進行准確測算,隻能粗略估算補償標准,導致補償所得與實際保護支出差距甚大。補償資金途徑少,最終“誰來補”?目前,中央財政濕地保護項目補償對象僅為國際重要濕地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對國家重要濕地、省級自然保護區和國家濕地公園均無補償,且補償對象僅限於水鳥造成的農作物損失。此外,由於濕地生態保護和修復工程資金投入大、回報周期長,社會資本參與意願不強,濕地生態效益補償資金主要依賴政府財政支出的模式難以為繼。

夏濤在提案中建議,要明確濕地補償對象。根據中辦國辦《關於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指導意見》,首先對各類自然保護地進行確權,並優先開展生態補償,補償對象為各類自然保護地管理機構,補償費用於管護巡護和生態修復。保護地以外的濕地,因濕地保護導致其利益受損,給予其所有者或經營者相應補償。要制定科學補償標准。對各類濕地自然保護地,按保護級別和面積予以補償﹔對保護地以外的濕地實行分級管理,根據其重要程度、利用方式等給予相應補償。對於濕地范圍外的上下游、左右岸的土地所有者或經營者,包括企業、集體和個人等,根據其對濕地保護的貢獻大小,給予相應補償。要以社會承受最大限度為補償上限,以保護環境的基本支出為補償下限,充分考量區域發展階段、市場價格以及生態服務價值等因素,兼顧生態功能區因喪失經濟發展機會而導致的損失。要隨著市場價格和生態保護費用的變化適時調整,確保補償方補得起、被補償方所獲資金也夠用。要推動補償機制運行。堅持政府主導、市場參與,以及“誰利用、誰補償”“誰損害、誰補償”的原則,做到責、權、利統一。根據濕地分級管理體系,明確各級政府濕地保護事權劃分,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增加對濕地保護率高的地區的財政投入。將濕地生態效益補償制度建設納入區域濕地保護修復成效考核內容。要拓寬補償資金來源。通過完善法律法規制度,引導企業、社會團體、非政府組織等各類受益主體,主動履行濕地生態補償義務﹔加強政策、科技、產業等方面的扶持與補償,增強被補償地區的內生發展動力﹔鼓勵有條件的濕地保護地政府,通過保障合法權益、加大政策性扶持等配套措施,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吸引符合資質條件的社會資本參與,真正做到讓濕地生態效益補償由“輸血式”轉變為“造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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