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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鄧穎超力邀宋慶齡北上參加新政協始末     朱玖琳    2020年04月08日15:43

1949年8月28日下午4時15分,宋慶齡乘坐的專列徐徐駛入北平火車站。車剛停穩,早已在月台等候多時的毛澤東便親自進入車廂迎接宋慶齡。當宋慶齡在毛澤東等人的陪同下步出列車時,周恩來迎上前去握手問候。跟隨在宋慶齡之后的正是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宋慶齡微笑著對周恩來說:“感謝你派你的夫人來接我。”周恩來高興地回答道:“歡迎你來和我們一起領導新中國的建設!”

為了爭取宋慶齡北上來平參加新政協,中共中央作了大量細致周到的工作。2008年2月,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檔案館聯合編輯的《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問世,其中所錄“周恩來鄧穎超關於宋慶齡北上參加新政協的電報往來和批語”,向世人展示了周恩來鄧穎超夫婦為力邀宋慶齡北上而作的長達兩個月的辛勤努力。

鄧穎超代表中共親自來滬迎宋

1949年6月25日,奉中共中央之命,鄧穎超帶著毛澤東和周恩來邀請宋慶齡北上共商國是的親筆信,偕廖夢醒等人抵達上海。抵滬當日,鄧穎超並沒有貿然上門,而是派廖夢醒先行試探。

廖夢醒是廖仲愷、何香凝夫婦的女兒,曾長期擔任宋慶齡的英文秘書,因而深得宋慶齡信任。當廖夢醒身穿灰布制服,頭戴灰布軍帽出現在宋慶齡面前的時候,她還以為來了一個女兵,廖夢醒叫了一聲“Aunty”,她才發現是廖,於是笑了起來。廖夢醒對她說:“北平將成為新中國的首都,鄧大姐代表恩來同志,特來迎接你,大家都盼望你能去參加新政協。”她為難地表示:“北平是我傷心之地,我怕去那裡。待我考慮考慮,想好再通知你吧。”

得知鄧穎超來滬,宋慶齡25日當晚便約談鄧穎超。見到毛澤東、周恩來的親筆信,宋慶齡的情緒很興奮,但她還是向鄧穎超表示因病體不克長途旅行,擬暫緩。因為緊張焦慮,宋慶齡自1949年1月開始就不斷地被劇烈的頭痛、高血壓和嚴重的荨麻疹交替折磨。目睹宋慶齡的確體質虛弱,鄧穎超對宋慶齡能不能坐火車赴平有點擔心。

27日,廖夢醒再度先期隻身赴宋宅勸說。當晚,宋慶齡設宴招待鄧穎超,鄧穎超得以再赴宋宅。言談間,宋慶齡“頗感盛情難卻”,再次表示考慮考慮。鄧穎超感覺宋慶齡北上“或有可能”,但“依其性格,尚須下工夫”。

該日(27日),鄧穎超向中共中央發出了抵滬后的第一份電報。電報是發給毛澤東的,她向毛澤東匯報了上述情況,並請求就“如孫夫人堅持此次暫不來平,則在我返平前,是否將請其參加政協及政府事,征其同意。”作一回復。

7月1日,周恩來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回電答復了鄧穎超。電文說,宋慶齡曾與史良談過參加新政協的事,她告訴史良過去香港曾送來毛、周致電,邀請她北上參加新政協,史良聽后力勸宋參加,宋則請史“由平回滬后與之商決”。據此,周恩來要求鄧穎超應向宋慶齡“直說請其參加新政協”,但是參加新政府的事得等她回到北平后再說。

周恩來特別向鄧穎超強調,史良認為“鄧親往勸駕必成”。他因而要求鄧,要向宋慶齡說明“鄧赴滬即專為請孫北來”。

經過幾次交談,鄧穎超終於說服了宋慶齡。6月30日,宋慶齡高興地向鄧穎超明確表示同意北上。

對幾次誤會予以解釋和道歉

在7月1日的電報中,周恩來要求鄧穎超“應多往孫夫人處談話,為之講解各種情況和我黨政策,並對我軍解放上海后,由於不熟悉情況,致對孫寓所及孫中山故屋發生幾次誤會,予以解釋和道歉。”

電報中所說的“孫寓所及孫中山故屋發生幾次誤會”的確是令中共中央十分尷尬的事。上海剛解放,進駐上海的下級軍官就冒犯了宋慶齡。

1949年5月27日,居住在林森中路1803號(今淮海中路1843號宋慶齡故居)的宋慶齡迎來了上海解放。對上海解放宋慶齡是滿懷喜悅的,在25日解放軍先遣部隊進入上海后,宋慶齡曾興奮地向長期協助她工作的友人王安娜表示:“感謝上蒼,我們現在總算可以自由地呼吸了!”她還調侃地告訴王安娜:“我是在25日凌晨3點,當先遣部隊放鬆包圍的時候看見裝甲車的!但願我能像裝甲車一樣被允許外出。”但是,不久就發生了意外。據華東局於6月1日向中共中央的匯報,以及宋慶齡本人和時在解放軍三野二十軍軍政治部工作的姜宿回憶,那天,六O師一七八團一個營進駐淮海中路,警戒線延伸到龍華機場附近。連長指定武康大樓對面一所寬敞房子,要排長帶一排人去宿營。誰也不知道這是宋慶齡公館,“因她現住宅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另撥的”。當敲門要進去時,遇到了門房的拒絕。看門的沒有說明不能住的緣由,只是籠統地說,“這裡不能住。”排長很反感:“連長命令我們住這裡,為什麼不能住?”他命令說:如果下午四時前不把房子騰空,將派士兵來搬走東西。雙方爭執相持不下時,宋慶齡親自下樓來,當著戰士們的面說:“我是宋慶齡。這裡是我的公館,你們部隊不能住。要住,請陳司令打電話給我。”連長聽說這意外的情況,為挽回影響,連忙前來道歉賠罪。陳毅知道這件事后,非常生氣,批評了師、團干部。他親自打電話向宋慶齡表示歉意,隨即又與潘漢年一起親赴宋慶齡寓所,除當面致歉外,還向宋慶齡征詢了接管和建設上海的意見。5月31日,在陳毅、史良,以及長期在滬從事情報工作的吳克堅的陪同下,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鄧小平和第二書記饒漱石,親自登門拜訪道歉,並派衛兵在宋慶齡住宅警衛。在從史良處得知宋慶齡經濟困難后,華東局決定“由潘漢年先送100萬人民幣給她,以后當陸續供給。”

孫中山故居所發生的“誤會”一度鮮為人知,可能因為這次誤會只是一件小事,不是針對寓所本身而發生的。據周恩來7月1日致鄧穎超的電報,史良告訴他孫中山故居中的一個老仆人曾被拘留,但她不知道詳細經過,也不知道老仆人有否獲釋。史良是1949年6月初離開上海去北平參加新政協籌備工作的,所以事情應該是在她臨走之前才發生的。但不管怎樣,被拘留者是孫中山故居的老仆人,周恩來恐怕會引起宋慶齡的不滿。他指示鄧穎超:“如尚未釋放,望市委速開釋,並查明理由。如系錯在我方,應正式向其認錯道歉,並對老仆人的損失予以賠償。如系錯在彼方,而錯並不大,應予以釋放,勿使孫夫人為此介懷。”就鄧穎超7月5日致中央電來看,這只是一件小事,老仆人當日就釋放了,“所發生誤會已向宋慶齡解釋”。其時,對於孫中山故居,中共中央在解決“孫寓所誤會”的同時就表示了高度重視,曾明令上海市委“要保存孫中山先生在上海的舊居,以資紀念”。8月中旬,上海軍管會及市人民政府在征得宋慶齡同意后,撥出巨款對故居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大修。這與國民政府時期形成了鮮明對比。國民政府非但沒有對香山路7號孫中山故居予以精心修繕,致使屋頂洞穿,四壁偏塌,甚至在上海解放前夕有部隊欲乘亂入住。這一新舊對比,無疑會使宋慶齡對新政府留下好的形象。

屬宋子安房產可交孫夫人代管

在7月1日的電報中,周恩來還叮囑鄧穎超要妥善處理宋慶齡幼弟宋子安的房產問題。他說:“孫曾托史告我們,宋子安為其幼弟,孫屢勸子安勿回國隨蔣、宋、孔等做事,子安因此留美未歸。現上海愛棠路一百九十號(190)為宋子安私產,已為人民政府接收,孫意對宋子安應與對蔣、宋(子文、子良、藹齡、美齡)、孔等加以區別,方使子安覺得孫話果有出路。請你們查明該號房產如屬宋子安,可交與孫夫人代管,俟宋子安將來回國時再行解決。”

由於宋氏家族涉政過深,新政府如何對待宋慶齡的親友,這是宋慶齡和新政府之間都很關注的問題。

1948年12月28日,新華社公布了中國共產黨開列的43名頭等戰犯名單,並謂之“罪大惡極,國人皆曰可殺”。這其中有多位宋慶齡的親友,蔣介石、孔祥熙、孫科自不必談,但是名列第十位的宋子文和名列第二十三位的宋美齡是宋慶齡的血親。1949年1月28日,中共中央發言人發表聲明,要求國民政府重新逮捕於26日被釋放的日本戰犯岡村寧茨,同時要求“必須立即動手逮捕一批內戰罪犯”,宋子文在所列名單中位列第二,排名僅次於蔣介石。

家族血親名列戰犯名單,且排名居前,這也是宋慶齡無可奈何的事情。政見的分歧早就使宋慶齡感覺自己“不在家族的圈子中”了。她曾對美國駐華大使館外交官謝偉思說:“我的家族從不與我談論政治。”雖然如此,但是家族親情依然存在。在最后關頭,1949年5月19日,宋美齡和宋子良一起從美國寫信給宋慶齡,對宋慶齡表達了他們的深切挂念。他們說:“最近,我們都經常想起你,考慮到目前的局勢,我們知道你在中國的生活一定很艱苦,希望你能平安、順利。”“如果我們在這兒能為你做些什麼的話——隻要我們能辦到,請告訴我們。我們倆都希望能盡我們所能地幫助你,但常感到相距太遠了,幫不上忙。請寫信告訴我們你的近況。”

宋氏家族中隻有最小的子安未涉政治,且聽取宋慶齡的勸告,在抗戰勝利后也沒有回國,因此宋慶齡竭力想維護幼弟的在滬利益,特意托付史良轉告中共。根據鄧穎超7月5日致中央電中“中央七月一日電所示各點已告宋慶齡”語,我們可以判斷,宋慶齡此請也許已得到滿足,這是對她的一大安慰。

囑上海鐵路管理局備頭等臥車

在7月1日的電報中,周恩來又仔細地關照鄧穎超:長途旅行,宋慶齡病體難支,“可囑上海鐵路管理局備頭等臥車直開南京,然后再換臥車,由浦口直開北平,並附餐車,大約三天可達(淮河鐵橋已直通)”。

宋慶齡患有嚴重的荨麻症,這是宋家的家族遺傳病,宋美齡也同樣患有此病,每遇過度緊張或過度勞累,此病便會劇烈發作。1949年上半年,宋慶齡幾乎是在病痛中度過的,先是重感冒,繼而是劇烈的神經痛、血壓高。大夫令她臥床休息並放棄所有的工作和活動,當她病得隻能抱著熱水袋呆在床上時,由於“那些處於絕望掙扎中的人,在逃脫即將來臨的局面之前”,仍在對她施加“巨大的壓力”,所以她被迫下床去會見一些不得不見的人。形勢最為緊張的時候,正值春季,恰是皮膚病高發季節,正患腸胃病的宋慶齡荨麻症大發。在給王安娜的信中,她無奈地說:“在過去的兩個星期中,焦慮和麻煩成了我全部的生活,苦苦地纏住我不放。我已經不再年輕了,不能像以前那樣可以輕易地把那些影響立即消除……” “我虛弱的體質使我恢復得很慢。昨天我試著多工作一會兒,就感到頭暈得厲害,差點兒暈到。”“服用苯納德雷,使我變得呆滯和反應遲鈍。不過荨麻疹倒是慢慢地退下去了,不像上星期那樣痛苦萬分。我很想盡快治好,這樣才好出去見朋友!”巨大的精神壓力使宋慶齡急欲放鬆自己,所以她還未等鄧穎超開口,就向鄧提出“希望能到蘇聯療病,並在國外工作一時期”。

鄧穎超對宋慶齡的病痛十分同情,她在6月27日給毛澤東的電報中說:“據其病情,乘火車赴平確不無困難”,擬暫緩長途旅行。周恩來據此提出:“囑上海鐵路管理局備頭等臥車”,“而孫希望到蘇聯養病,當於新政協后進行交涉,估計必能辦到,病治好后,亦可至東歐新民主國家參觀。”

在鄧穎超將7月1日中央來電告訴宋慶齡后,得知能坐頭等臥車,宋慶齡非常愉快。盡管鄧穎超叮囑宋慶齡要保密,但是宋慶齡還是忍不住悄悄地告訴了即將赴北平工作的王安娜:“因為我無法在北平呆上幾個月。所以我隻要能及時趕到那裡參加會議就行。但是,此事要絕對保密,因為他們不想挨炸彈(保密)。因此我建議你在8月份請假一個月。這樣我們就可以一起乘坐豪華的特快列車南下了。”

穎超在滬如能養病,可留候夫人同來

宋慶齡在悄悄寫信告訴王安娜的時候還以為新政協將在8月初舉行,所以讓王安娜8月份向北平方面請假一個月,同她一起回上海。

7月5日,鄧穎超致電中央匯報宋慶齡已同意在7月10日以后動身,“但隻擬在北平住半月到一個月即返滬”。電報發出后,鄧穎超在與宋慶齡談話中又得知“她須在八月六日前趕回上海為其姨母祝壽”,考慮到新政協極有可能在8月中旬召開,於是經與宋慶齡商量,鄧穎超決定將行期推遲到8月6日以后,並立即於7月6日再發電報匯報中央。

7月9日,周恩來以中央名義給鄧穎超發出了第二封電報,告訴鄧“新政協八月半后方能開”,要求鄧與宋商量,請宋先來平,“八月初南返”,八月中再由史良陪伴“北來”,參加會議,若宋不同意則照原定計劃將行期推至8月6日以后。“穎超在滬如能養病,可留候夫人同來。”

之前,周恩來在以中央名義發給鄧穎超的第一封電報中,涉及鄧穎超處均以“鄧”相稱,7月9日電看似周在不經意間流露出了親昵,但細思之,顯因周考慮到妻子要長期留滬做宋工作,故以示安慰。

明確回電者就是自己的丈夫后,鄧穎超一連給周恩來寫了三封信,告訴周:宋定於八月半后赴平,並向周詢問新政協的具體召開日期。

新政協的具體召開日期是宋慶齡最關心的問題,因為她“無法在北平呆上幾個月”,“隻要能及時趕到那裡參加會議就行”。所謂的“須在八月六日前趕回上海為其姨母祝壽”之說詞,其實就是不願意在北平久居而已。雖然向親密友人王安娜這麼直說了,但宋慶齡並沒有明白地告訴鄧穎超。不過,鄧穎超已經明顯地感覺到了。

8月3日,鄧穎超在還未收到周恩來有關“新政協會期在九月上旬”的情況下,向宋慶齡坦陳:“新政治協商會議可能推遲到20日以后”。宋告以八月底有事,“必須趕回上海”。鄧穎超隨即直接致電周恩來告之,並分析說:“我觀其意,是她不願在北平多留。她曾說過,在北平容易引起她的悲痛,因為孫中山先生死於北平。”

8月6日,周恩來回電鄧穎超,再次告之“新政協須九月上旬始能開會”,並建議“孫夫人以遲至八月下旬或九月五日以前來平為好”。他同樣認為“孫說八月底有事,恐系推辭”,要求鄧穎超和已回滬的史良一起“分別推動”﹔並要鄧去見蘇聯駐滬領事孫平和與宋關系較近的塔斯社駐中國記者羅果夫,讓他們“從旁推動”,邀請宋慶齡“在平參加中蘇友好協會”,“屆時將有蘇聯對外文協訪華團代表參加”。

對於會期的一再變動,宋慶齡自然會心生不快,但她並沒有收回赴平承諾。8月18日,她寫信給正在北平等待見她的王安娜表示:我為計劃不得不改變而大失所望,雖然我已作好了隨時出發的准備。鄧小姐通知我會議改在下月舉行,我們的行期也須改變。此外,由於台風帶來的暴雨沖垮了路面,好幾百人困在途中,因此她認為改期是明智的。

樓房,上下兩層,在北平為稀有者

在確認宋慶齡承諾來平后,宋慶齡在平居住的問題必須解決。8月3日,周恩來致電鄧穎超:“房子已准備好,我方去看過,較重慶、上海我常去的兩個地方都大,樓房,有上下兩層,在北平為稀有者。一切內部陳設責成阿曾、羅叔章負責指導。”

周恩來所說的房子位於東單方巾巷44號,后因北京建新火車站而於1959年拆除。據曾經去過那裡的廖夢醒女兒李湄描述:“那是一棟外國人建造的兩層花園洋房,小巧玲瓏,在北京很少見這樣的洋房。”

周恩來考慮得非常周到,他知道宋慶齡長期生活在西式建筑中,遂為宋選擇了這棟稀有的洋房。不僅如此,他還在建國初期百事纏身的情況下,親自去現場勘察,確認無誤后,又特地安排在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工作的葉劍英夫人曾憲植和羅叔章負責指導內部陳設。不久,羅叔章任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副主任,受中央委托與宋慶齡保持聯系。1950年8月13日,宋慶齡為方巾巷布置事復函羅叔章:

(一)我同意樓下小飯廳的紅木桌椅移到樓上放冰箱的房間裡﹔(二)我同意鋼琴放在原來擺沙發的地方﹔(三)我以為樓下紅廳的東西太多了,所以兩個工藝木櫃可不需要,也不要換別的東西﹔(四)放在壁爐兩邊的兩個櫃子,我以為裡面所布置的東西已合適了,請你不必添放東西。

1954年宋慶齡曾熱情地邀請羅叔章搬到方巾巷居住,見羅叔章沒有反應,她又致函羅再作邀請:“您來信中,未提起已搬至方巾巷居住,您是否為不方便的原因。我感覺您終日工作繁重,晚間必須有安定住所,因此我願意您住到方巾巷去。”

宋慶齡對周恩來為他選定的方巾巷寓所甚為滿意。1959年10月,她移居北海西河沿8號后,因房屋潮濕等原因而感覺不適,雖然她一再表示不要為了她個人的住所增加國家的開支,但是周恩來仍親自操作,為她選取了后海北沿原醇親王府花園修建新居,並親往檢查施工情況。1963年4月1日,周恩來親往機場迎接由滬來京的宋慶齡,並送她遷入新居。

“孫夫人究以何種名義出任新政協代表,等孫來平后,與她當面商定較為合適”

宋慶齡抵平后究竟以何種名義出席新政協,這也是必須與宋慶齡商榷的大事。

早在鄧穎超來滬邀請宋慶齡赴平之前,1949年6月20日,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便致函宋慶齡,謂:“濟深已提請先生為本屆出席代表”,請宋慶齡以民革代表的身份北上出席新政協。宋慶齡剛剛於6月4日婉拒了李濟深的北上之請,對李此函她未作答復。

就宋慶齡以何種名義出席新政協的問題,8月7日,鄧穎超在致中央並周恩來電中作了匯報。她說,宋慶齡對被選為新政治協商會議代表一事,最初有以下意見:“一、仍以旁聽身份列席。二、對與張治中、邵力子等列名,沒有什麼意見。三、對擔任婦聯代表頗為顧慮,如不會說話,不能反映團體意見,不能經常參加團體的工作等。”經她多方解釋說明,宋慶齡不再堅持己見,並說:“請你們替我考慮,你們覺得怎樣好,就怎樣辦。”

鄧此電表明,宋慶齡並不想以任何團體的名義作為出席新政協的正式代表,因而她要求以旁聽身份列席,即使與其他人一起列名也沒有關系,但是鄧穎超希望她能以婦聯代表的名義作為出席會議的正式代表,雖經鄧多方解釋說明,宋不再堅持己見,但她的“請你們替我考慮”的表態說明她對鄧穎超的意見還是十分勉強的。

8月13日,周恩來以中央名義電鄧:“未虞電悉。孫夫人究以何種名義出任新政協代表,等孫來平后,與她當面商定較為合適。”

為了能讓宋慶齡愉快地北上,對於她所提出的一切條件,周恩來均竭力給予滿足,除了上述諸點外,另外包括“譚寧邦需先到北平代宋慶齡與有關方面商定業務范圍”“在赴北平途中擬過濟南時往國際和平醫院參觀”等等,周恩來均一一答應,並責成相關部門和相關人員具體辦理。

唯一例外的是宋慶齡提出的抵平后三件事中的兩件事。宋慶齡原提出,在她抵達北平后,“一、不要舉行歡迎會。二、願訪問張治中個人,向留北平的南京政府和談代表致敬。三、事前不要通知任何人,也不要有人到車站迎接”。鄧穎超在8月3日的電報中轉述了宋的要求,同時也向周恩來提出了自己的建議:“第一、第二件事可尊重她的意見。第三件事,她的一些知己朋友如你和何香凝等,肯定要到車站迎接。”周恩來回電表示:“孫所提三事,照你來電辦理,惟到車站接的人選望你來電告知,以便不太唐突。”但是事實上,宋慶齡抵達北平后,在北平火車站受到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陳其瑗、郭沫若、柳亞子、廖承志等50余人的熱烈歡迎,一群活潑可愛的洛杉磯兒童保育院孩子向她獻上了鮮花。當晚,毛澤東還特別為宋慶齡舉行了歡迎宴會。

在周恩來和鄧穎超無微不至的體貼照顧下,在中共中央細致周密的安排下,宋慶齡最終放棄了原來隻在平參加新政協,會議結束就回滬的計劃。

8月28日抵平后,在等待新政協會議召開期間,宋慶齡出席了一系列公開活動:9月1日出席馮玉祥逝世一周年追悼大會﹔9月6日出席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籌備委員會全體會議,並在會上發表講話﹔9月20日出席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北平市民主婦聯籌委會在北京飯店舉行的歡迎參見新政協的女代表的招待會。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她作為無黨派人士,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在北平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在會上發表講話。在這次會議上,她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她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目睹第一面五星紅旗冉冉升起,她激動得熱淚盈眶,興奮地認為“孫中山的努力終於結了果實,而且這果實顯得這樣美麗”。

在新中國首都北京,她應邀參加歡迎來華參加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和中蘇友好協會總會成立大會的蘇聯文化藝術科學工作者代表團,並先后出席了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和中蘇友好協會總會成立大會。

10月17日,宋慶齡在羅叔章和鄒韜奮夫人沈粹縝等人陪同下,返抵上海。以后,宋慶齡每年均定期赴京“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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