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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前輩葛敬恩奇人奇事     戚涵鈞     2020年04月08日15:41

民革前輩葛敬恩(1889—1979)是辛亥革命元老,解放后歷任民革中央團結委員、上海市政協委員、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等職。大家比較熟知的是:1949這一年,在中國共產黨的強大感召下,以上海市蘇州河以南的安福路275弄12號葛敬恩的家為重要據點之一,葛敬恩參與組織了三件大事(“立法委員”冒著白色恐怖,堅守上海迎解放﹔在上海秘密謀劃,說服李宗仁、白崇禧繼續為和平努力﹔53位立法委員通電起義),尤其是53位立法委員通電起義是在中共領袖周恩來領導下進行的,意義非凡,影響深遠。

其實,葛敬恩是一位奇人,能文能武能農能商,既是革命人也是情趣人。下面就講講葛敬恩的奇人奇事。

曾與蔣介石齊名特別有資歷的葛敬恩

葛敬恩1889年7月30日出生於浙江嘉興柴場灣一個布商家庭,從小受到好的教育,青年時期就加入光復會、同盟會、投身辛亥革命,確有救中華之志。

在辛亥革命中葛敬恩與蔣介石齊名。葛敬恩是1911年11月5日杭州起義的領導核心,在杭州初識前來助戰的上海敢死隊隊長蔣介石﹔接著葛敬恩又馬不停蹄參加浙二軍,協助支隊長朱瑞攻克南京天堡城。從此,葛敬恩長於軍事尤其是軍事參謀的天賦,給蔣介石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之后,無論葛敬恩的政治立場(光復會派系)與蔣介石是多麼格格不入,蔣介石仍然千方百計重用,任命葛敬恩一系列重要職務,包括1927年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處長,1930年國民政府參謀本部次長,1932年軍事委員會第一廳廳長,1932年起任國民政府航空署署長以及中央航空學校校長,成為中國航空事業的開創者之一。

多次見証歷史大場面

過硬的資歷,也確保葛敬恩親身參與見証了諸多歷史重要瞬間,如1912年南北議和,葛敬恩作為軍界代表赴北京﹔1931年1月,葛敬恩與何應欽、張學良等國民黨軍政要員出席南京政府元旦閱兵典禮﹔1945年9月9日,葛敬恩出席在南京舉行的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部接受日本投降的受降典禮。

尤其是1945年9-10月,根據國民政府8月30日的任命、9月1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之規定和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的命令,葛敬恩受命擔任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暨前進指揮所主任,成為台灣光復儀式的直接推動者和現場主持者。9月9日出席在南京舉行的受降典禮后,葛敬恩立即在南京約見了代表台灣日軍投降的日軍駐台第十方面軍參謀長諫山春樹,令其做好中方對台灣接收的有關准備工作。

10月5日,葛敬恩率前進指揮所副主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副參謀長范誦堯,以及嚴家淦、包可永、沈鎮南、劉晉鈺、華壽嵩、費驊等前進指揮所其他人員和新聞記者,分乘5架美國軍用運輸機,早晨自重慶白市驛機場起飛,中午約一時許抵達上海江灣機場,降落加油后又起飛,下午五時許抵達台北鬆山機場。為了方便對日方軍職人員開展工作,當時葛敬恩還有一個中將軍職的軍方身份。

當天,葛敬恩正發著40度的高燒,肩負歷史重任,再現硬漢本色,毅然按原計劃前往。葛敬恩數年后這樣回憶當天的情景:“當時我正發燒達四十度,無奈行期早已確定,隻好帶病前去……大多數人都手執中國國旗,高呼萬歲。台灣同胞更是十分歡欣,歡迎的人群個個淚流縱橫。”

次日,由於高燒加劇無法親自前往,葛敬恩委托范誦堯,在台北市公會堂(今中山堂,原計劃在台灣原日本總督府,但實際日本總督府已被炸毀),主持正式升起國旗儀式﹔前進指揮所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宣布國民政府開始接收被日本佔據了50年的台灣。10月10日,《台灣新報》等台灣報刊的紀年法由“昭和”轉為“民國”﹔撤除所有新聞報紙雜志之日文版﹔台灣中小學禁止使用日語,50 年來第一次把日語逐出了教室。

10月25日上午,中國戰區台灣省對日受降典禮在台北市公會堂(今中山堂)隆重舉行。公會堂大門口,高大牌樓上方“慶祝台灣光復”6個大字光彩奪目,下挂“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會場”的寬大橫幅。上午九時整,葛敬恩朗聲宣布:“中國戰區台灣省接受日軍投降典禮開始!”日方代表、原日本台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總司令安安藤利吉顫抖著在降書上簽名蓋章,隨后日軍參謀長諫山春樹拿著降書走到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面前,鞠躬呈上。陳儀審閱無誤后,令日方代表退出。葛敬恩再次朗聲宣布:受降禮成!場內場外掌聲大作,歡聲雷動!儀式結束后,陳儀發表廣播講話,向中外庄嚴宣告台灣現已光復。由葛敬恩主持的台灣光復受降典禮僅短短5 分鐘,卻結束了日本對台灣長達50 年的霸佔,民國政府也決定10 月25 日為“台灣光復節”。

常懷歸隱農耕之志

看了前面葛敬恩錚錚硬漢、累累軍功的形象,你根本想到葛敬恩還有著特別有情趣的一面。

葛敬恩能文能武,文學功底頗佳,其解放后撰寫的《接收台灣紀略》《陳儀生平及被害內幕》《中央航空學校和航空署見聞》《自傳》等等,都兼具很強的可讀性和很高的史料價值。葛敬恩與郁達夫等文人有著較為密切的交往。1936年初,寓居杭州的郁達夫經濟困頓、債台高筑,葛敬恩及時伸出援手,專門寫了介紹信,向陳儀(時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推薦郁達夫赴福州任福建省政府參議,改善了郁達夫的困境。

葛敬恩還有著特殊的農業情結,他自己說:“我除任軍政業務外,一向喜愛農業……素慚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的生活。”葛敬恩可不是光說說的,1922年葛敬恩厭於軍閥混戰,在杭州江邊找了一塊荒山坡,創辦了一家五雲農場,三年漸見成效(五雲農場成了當時浙江大學農科教授和學生們的實踐基地)。期間,蔣介石擔任黃埔軍校校長,曾托朋友力邀葛敬恩出任黃埔軍校教官。當時葛敬恩正忙於五雲農場的大事、哪顧得過來?於是干脆利落地拒絕了蔣介石的邀請!

從此,在農場搗鼓農業畜牧園藝成了葛敬恩的精神家園,軍政再忙,時有濃厚興趣研究,空閑下來就醉心於此,不亦樂乎。上海解放后,1950年10月起,葛敬恩還在上海飼養了十頭乳牛,一方面繼續醉心興趣,一方面也是貼補了家用。葛敬恩悠然自得、時有歸隱之志的心態,也是其歷經風雲、活到九十高齡安然而逝(1979年10月11日逝世)的一個重要原因。

還有,葛敬恩出生於商業之家,其經商才能也是天然的強大,如解放以后,葛敬恩留在上海,曾赴香港負責中國大陸對美貿易工作,這也的確是一個高難度的活。

(作者系民革上海市委會理論文史委委員,上海市金山區人大代表,民革上海市金山區委會秘書長,上海市金山區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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