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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五一口號”到協商建國歷史的三個細節         2018年05月04日10:17

今年是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70周年,4月28日,紀念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70周年座談會在京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出席並講話,當天還參觀了《“大道同行”———從“五一口號”到協商建國重要史事回顧展》。

該展覽由全國政協辦公廳主辦,中國政協文史館承辦。通過近500幅圖片、70件實物,全面回顧了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人物積極響應,在中共中央的決策部署下,從香港、國統區和海外秘密奔赴解放區的過程。生動展示了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協商籌備新政協,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共建新中國這一波瀾壯闊的畫卷。其中展現了一些不為常人注意的歷史細節,值得我們鉤沉銘記。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

一提到“五一口號”,人們普遍認為是中共中央在1948年5月1日當天發布的,實際上,這篇由新華社發布的通稿文前所標電頭為“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也就是說,“五一口號”的首次發表,是1948年4月30日通過新華社發向全國的。當時新華社已隨中共中央遷往河北省涉縣,為了保密需要,消息的電頭仍延用了“陝北”。

但新華社的電訊稿是針對全國各大報紙的,“五一口號”與廣大讀者見面,當時主要還是要靠報紙。最早發表“五一口號”的報紙是《晉察冀日報》。時任《晉察冀日報》社長兼總編輯鄧拓回憶:

4月30日,我接到緊急通知,要我趕到城南庄參加一個緊急會議。當時,《晉察冀日報》駐在新房村,離城南庄隻有一公裡遠。我見到主席后,主席緊緊地握住我的手,興奮之情溢於言表。主席親自把《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口號》手稿交給我,讓我拿去打印。為了慎重起見,將“五一勞動節口號”打出清樣后,我又交送主席審閱。4月30日深夜,主席親自審改后,於5月1日《晉察冀日報》在第一版頭條位置發表,共23條,口號上方還端端正正地印了毛澤東的側身頭像。

為什麼《晉察冀日報》能成為首發“五一口號”的報紙呢?時任晉察冀日報社編委陳春森的回憶給我們提供了參考答案: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城南庄召開(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快到中午的時候,晉察冀日報社接到上級任務,中央要求“五一口號”一定要保証在5月1日當天的報紙上見報。那天我是值班編輯,由於這個任務特別重要,鄧拓社長也來到編輯室和我一起值班。從下午等到傍晚,稿件一直未到,我們心裡不免有些著急。

晚上10點剛過,毛主席審定的稿子終於送到了。我們翻開稿子,看到其中第五條“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段話是毛澤東親筆寫在原稿上的。事不宜遲,鄧拓和我馬上進行編排,迅速送印廠排出小樣,我們再對小樣反復校對,確保內容准確無誤。“五一口號”被安排在報紙的頭版頭條發布,文前標的是“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其實,當時新華社已經隨中央到達晉察冀解放區,這樣做完全是因為戰爭期間,對黨中央毛主席駐地(在阜平城南庄)保密的需要。

(5月1日)凌晨,刊登著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的《晉察冀日報》在印刷廠開機印刷。那天晚上,從社長總編到編輯、排版和印刷工人,大家都沒有合眼,整整忙碌了一夜,報紙印刷完畢已是東方大亮。我們按照黨中央的要求,在5月1日那天迅速將刊登有“五一口號”的《晉察冀日報》發放出去。包括晉察冀解放區各縣,延安、重慶等地,以及全國各個解放區,都在當天或近幾天內見到了中央發布的“五一口號”。

與此同時,晉察冀電台用延安的呼號向全國進行了廣播,各地報紙也陸續刊登了這個重大新聞,中共中央的“五一口號”迅速在全中國和全世界廣泛傳播開來,引起巨大反響。

由於黨中央、毛主席和晉察冀日報社都在城南庄,因此,晉察冀日報有條件成為首刊“五一口號”的報紙。

《晉察冀日報》刊發“五一口號”之后一天的5月2日,《人民日報》也在頭版全文刊發了“五一口號”。仔細觀察不難發現,此時的《人民日報》報頭與我們現在所見的報頭有所不同。原來,這份《人民日報》是1946年5月15日於河北省邯鄲市邯山區創刊的,是晉察魯豫中央局機關報。1948年5月,晉察冀邊區與晉冀魯豫邊區合並為華北解放區,6月15日,《晉察冀日報》與《人民日報》合並為《人民日報》,華北中央局機關報。1948年6月,人民日報社遷往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縣平山鎮裡庄村。8月,毛澤東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西柏坡第2次為《人民日報》題寫報頭,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人民日報》。而1948年5月2日刊發“五一口號”的那份,則是與《晉察冀日報》合並前的《人民日報》。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定名

“五一口號”發布的內容中,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此時,還沒有對這次政治協商會議有一個明確的定名。

關於這次政協會議的命名,在“五一口號”發布前,毛澤東於1948年4月27日寫給晉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長劉仁的信中提到:“我黨擬邀請民主人士來解放區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會議,討論關於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問題”,“會議的名稱擬稱為政治協商會議,會議的參加者,一切民主黨派及重要人民團體均可派遣代表……”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在重慶談判,決定為組建新政府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舊政協”。“五一口號”發布后,為了區別舊政協,而將即將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稱為“新政協”。而在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社會賢達響應“五一口號”的聲明中,對“新政協”有不同的稱呼,有“政協會議”“新政治協商會議”“新政協會議”“人民民主政治協商會議”等:

1948年5月7日,台盟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其中寫道:“同胞們!趕快起來響應和擁護中共中央的號召……准備參加‘政協會議’‘人民代表和大會’和‘民主聯合政府’。”

民建因總部和領導人不在香港,未能參加聯名通電,但1948年5月23日在上海秘密舉行了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了“贊成中共‘五一’號召,籌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的決議。

1948年5月24日民進發表的《中國民主促進會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宣言》中寫道:“本會誓為實現此高尚目的與中國民主黨派,民主團體,民主人士共同奮斗,使新政治協商會議及早召開……”

致公黨在1948年6月9日發表的《響應中共“五一”口號的宣言》中寫道:“本黨一本(原文如此)愛國愛民及要求民主政治的實現,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將為鄭重宣言,完全同意中共‘五一’口號,忠誠地和各國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僑胞共同擔負起這個偉大歷史時期的現階段革命的神聖的任務,使新政治協商會議早日召開……”

1948年6月14日,民盟發布《致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報館暨全國同胞書》:“通過新政協會議以解決國是,即是今日救國建國的唯一正確途徑,本盟願號召全國人民,吁請各民主友黨民主團體,共同為迅速實現新政協而努力。”

農工黨在1948年6月16日發表的《中國農工民主黨對時局宣言》中稱:“本黨全體同志,為促進人民民主政治協商會議之早日實現,應團結廣大的群眾進行戰斗……積極為召開新政協,為人民的勝利,為新中國的實現而奮斗。”

民革在1948年6月25日發表的《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聲明》中寫道:“號召本黨同志,全國人民,為新政協之實現,人民代表大會之召開,民主聯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

九三學社1949年1月26日在北平《新民報》上發表《擁護中共“五一”號召暨毛澤東八項主張的宣言》,其中寫道:“去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建議召開無反動派參加之新政治協商會議,解決國是。”

《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宣言》中寫道:“我們想為中共所號召的‘新政協’,應該是一切有群眾的,代表人民利益的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以至於社會賢達及愛國分子的‘新政協’。隻有這樣代表人民的‘新政協’,才能夠取得全國人民的擁護,才能夠保証‘新政協’一定的成功。”

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在《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響應中共“五一”口號的宣言》中,用四個“原則”闡釋了“新政協構成的內容”。

1948年7月7日,在全面抗戰爆發11周年之際,中國人民救國會發表《“七七”宣言》響應中共“五一口號”:“本會願本素志,追隨全國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之后,為展開新政協運動和反美扶日運動而加倍努力。”

1948年6月郭沫若發表《為新政協催生》、張伯駒發表《我們贊同迅速召開新政協》、沈志遠發表《開展新政協運動》、陳演生發表《新政協之前提與任務》、鄧初民《怎樣響應新政協的號召》等,其中都提到了“新政協”這個概念。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舉行,為了給會議一個統一的名稱,周恩來建議在“政治協商會議”前加上“中國人民”四個字,並在8月22日完成的《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草案的初稿中,把“新政治協商會議”改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於是,在同年9月17日舉行的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新政治協商會議正式定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作為籌備會第二小組組長的譚平山在1949年9月22日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草案作了說明,其中第一條就是闡釋“新政治協商會議”定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理由:

新政協籌備會授權第二小組的,最初是起草新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條例,后改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其中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新政協是針對著舊政協而言的,舊政協包括國民黨在內,帶有妥協性,新政協把國民黨反動派除外,是革命性的,為了一新人民的耳目,故有改為“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必要。二是這次會議出席代表六百六十余人,就成分來說,從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到民族資產階級都有代表出席﹔就地區來說,東北到黑龍江,西北到新疆,東南到瓊崖、台灣,各省區都有代表出席,包括少數民族及國外僑胞。這是四面八方的大團結,誠為中國人民空前的一大盛會,故應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更能名副其實。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個政治機構,體現著中國共產黨關於新中國政治體制的深層思考。董必武在《關於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及團結民主人士問題》一文中表示:“政協代表人數如此之多,質量又相當整齊,而革命發展,人民需要他擔負的任務更大,所以‘新政協’這一名詞已不能包括其全部意義,籌備會的常委會已決定改稱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意思就是說他代表中國人民作政治協商的工作,實際是一個全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同時也是一個全國革命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

“政協大禮堂”、馬迭爾賓館、勤政殿

現在位於北京市西城區太平橋大街上的全國政協禮堂,是1954年經周恩來指示開始籌建,於1956年竣工的,是舉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會議的場所,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常委會的辦公場所,也是中國國家領導人和各民主黨派舉行政治、外交、文化活動的場所。黨和國家的許多重要活動也在這裡舉行,中共“八大”就曾在全國政協禮堂召開。黨和國家領導人也經常到政協禮堂主持並參加各項政治活動。

事實上,中共中央曾在三個地方舉行過與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相關的會議,它們就是河北省平山縣的政協大禮堂、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的馬迭爾賓館以及北京中南海的勤政殿。

平山縣東柏坡村———政協大禮堂

東柏坡村的政協大禮堂,為西柏坡時期民主人士集會、議事提供了便利,同時也為豐富中央機關的業余生活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1948年9月,中共中央給香港分局、上海局的電文中指出:各方人士須於今冬明春全部進入解放區“方為適宜”,“北來人士,擬先集中哈爾濱招待商談﹔華北民主人士如直接進入解放區則集中華北。視戰事發展,明春或來華北或即在哈市召開新政協”。

當時考慮召開的是一個規模比較小的政治協商性質的會議,擬由30個單位,每單位6人,共180人參加,然后再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新中國。為了迎接民主人士來西柏坡參加政協會議,中共中央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仍不惜金錢,在東柏坡村建立起了當時中央機關最大的房子———中央大禮堂,后來稱為政協禮堂。這座建筑白牆黑瓦,十分簡朴,僅能容納幾百人,卻也是當時比較高級的建筑了。

1949年3月,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由於還沒到政協會議的開會時間,負責布置七屆二中全會會場的羅道讓便將會址選在了政協禮堂。而在請示毛澤東時,毛澤東說,參加會議的人不多,“用不著那麼大的地方,另外選地方”。羅道讓等人考慮再三,認為西柏坡的伙房大小恰好,便稍作修理,布置成了會場。在會議期間,中央邀請了華北局文工團及延安放映隊的同志在政協禮堂為參加會議的代表們進行文藝和電影演出。

西柏坡時期的政協禮堂,是中國共產黨聯合團結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共同參與創建新中國的歷史見証。

哈爾濱中央大街———馬迭爾賓館

馬迭爾賓館,這座建於20世紀初期的路易十四風格的三層建筑,曾經是“或即在哈市召開新政協”的會議地點。於是,從1948年9月民主人士北上開始,這裡就在慢慢聚集著來自各地的民主人士。

1948年10月,周恩來和中央統戰部在同到達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商討后,擬定了《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提請聽取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著名無黨派人士的意見﹔同時,開始了共同綱領的起草工作。

從1948年10月到11月,入住馬迭爾賓館的各界民主人士召開了三次座談會,商討《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11月25日,中共中央由高崗、李富春代表,與在哈爾濱的民主人士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王紹鏊、高崇民、李德全和朱學范8人,達成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1948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統戰部致電中共上海局,將民主人士討論《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各項意見轉告他們,並將11月25日商談的共同協議一並轉發,供其研究並據此轉告各有關方面。

至此,《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討論結束,新政協的召開已具備了共同的政治基礎,馬迭爾賓館也逐漸完成了它籌備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的使命。

中南海———勤政殿

由於解放戰爭的迅速發展,特別是1949年1月北平(今北京)和平解放,中共中央最終決定新政協會議在北平舉行。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是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的,此前還舉行過兩次籌備會議,地點是在中南海的勤政殿。這裡曾是中南海的正殿,位於中海與南海之間的堤岸上,是清朝康熙年間在明代西苑原有基礎上修建起來的,清朝皇帝在西苑居住時於此辦公。它坐北朝南,共有五個開間,“勤政”的殿額是清朝康熙皇帝所題,光緒皇帝曾與康有為在此商討過變法改良的事宜,辛亥革命后,勤政殿成為北洋政府的重要會議廳之一。原建筑在民國初年被拆除,僅保留了地名,后來的建筑是在遺址處重新建造的。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二次預備會議通過了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議事日程。下午5點半,與會人員在北京飯店用餐,晚7時40分,新政協籌備會成立暨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舉行。這次歷時5天的會議閉幕后,各個小組經過3個月完成了各項准備工作,於9月17日,又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了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新政協籌備會議的圓滿完成,標志著中南海勤政殿作為政協會議禮堂的任務圓滿結束,此后,它成為了國家領導人接見、宴請外國首腦及著名人士的重要場所。

(文章刊載於《人民政協報》2018-05-03期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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