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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濟深之女講述:父親在“五一口號”發布前后     李筱桐 李筱薇    2018年04月19日14:11

為紀念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發布,現就我們所知道的父親李濟深在“五一口號”發布前后的主張及所作貢獻加以回顧。

李濟深

潘漢年給李濟深、沈鈞儒送來了毛澤東的親筆信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五一口號”通過新華社對外發布,新華社廣播電台也進行了廣播﹔5月1日《晉察冀日報》第一版頭條予以發表。與此同時,毛澤東主席派中共代表潘漢年給在香港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主席李濟深及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鈞儒送去了親筆信,時間同是1948年5月1日。內容有:“在目前形勢下,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強中共與各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的合作,擴大革命統一戰線、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業已必要,時機亦已成熟。”並提議由民革、民盟和中共於本月內發表三黨聯合聲明,以為號召。

李濟深在香港的寓所會見了前來拜訪的潘漢年,他收到了毛澤東的信,也看到了中共的“五一口號”,非常高興,他為之奮斗終身的推翻獨裁統治,使國家走上和平、民主、富強的道路,召開新政協已經成為可能,他怎麼能不感慨萬千呢?他當即就對潘漢年表示完全支持毛澤東的提議,並立即與沈鈞儒聯系。

5月3日,李濟深召集在港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聚會,向他們傳達了毛澤東來信的內容,共同討論了中共的“五一口號”,大家一致表示贊同。

5月5日,代表民主黨派的李濟深等及無黨派代表郭沫若共十二人發表聯合聲明並致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盛贊“五一口號”,贊同召開新政協,贊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李濟深多次拒絕成立“第三政府”

此時,擺在李濟深前面,有許多條路。

李濟深在香港民主黨派領袖中是最具政治影響力的人物之一,是美英等國和桂系極力爭取和拉攏的重要對象,港英當局更視之為中國政府的“反對派領袖”,優禮有加的同時,加強監視。

1947年10月,宋子文剛剛擔任廣東省主席,就到了香港,用電話約李晤面。二人見面時,宋說他出任廣東省主席,這並不是蔣介石的意思而是美國人要求的(即是說宋有美國人的后台)。他希望李通過他的關系與威望,疏通陳誠及曾任李舊部的張發奎、余漢謀、薛岳、蔣光鼐、黃琪翔等,並聯系與李關系密切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在廣東建立政府,一方面推翻蔣介石,另一方面與共產黨談判,走第三政府路線。

1948年秋,美國看到蔣介石獨裁政權崩潰已無可挽回,派曾任國民黨招商局局長的蔡增基來港充當說客,想說動李濟深出面組織一個新政府,由美國給予大力支持,以代替蔣介石政府。然后,由李濟深出面與共產黨談判實行“劃江而治”,以阻止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內取得勝利。但李濟深態度堅決,表示“中國應該統一,劃江而治是將中國分裂並會造成內戰永無寧日,大好形勢任人擺布,萬萬不能”。

1949年1月,李濟深北上后沒幾天,桂系白崇禧派黃紹竑到港,想要求李和民革領導直飛武昌共商大事,逼蔣下野,“聯共反蔣”。但李已北上,令他們大失所望。於是又托黃啟漢給李濟深帶信:“尤望大駕及革委會諸同志早日蒞臨武漢或南京,指導一切。”

李濟深到了北京之后,美國還派人去策動,在中國組織一個即反蔣又反共的政府來阻止中共勝利的計劃。以上這些分裂中國的圖謀,均遭到李濟深的拒絕而破產。

毛澤東對李濟深能否早日來到解放區極為關心

李濟深(右二)北上到達解放區,與朱學范(左一)、沈鈞儒(左二)等人合影。

8月1日,毛澤東等電復李濟深等在港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對他們“贊成召開新政協,並執心促其實現極為欽佩,並提出召集此會的時機、地點、何人召集、參加會議者范圍及會議應討論問題等項,希望諸先生及全國各界民主人士共同討論。”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邀請民革、民盟等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區。

中共中央自發出邀請民主黨派領導人和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的邀請后,毛澤東對李濟深能否早日到解放區極為關心,1948年8月,錢之光等人就安排李濟深第一批離港去解放區。9月20日,周恩來致電錢之光和11月5日中共中央又致電香港分局,邀請李濟深北上,並指示:“如李濟深有北上之意望即電告,以便毛主席再去電相邀,以促其行。”

那麼,為什麼李濟深直到1948年底才隨第三批北上呢?

首先是黨中央的關心,中國共產黨對北上的民主人士極其愛護,採取小心謹慎、安全至上的做法。1948年9月7日獲知馮玉祥乘船遇難的消息后,中央致電潘漢年並香港分局:“民主人士乘蘇輪北上事,望慎重處理。”而且,第一批北上的輪船在經過台灣海峽時曾遇強台風襲擊,被沖到澎湖列島附近,差點觸礁,所以,中央對父親北上採取更謹慎態度。第二,國民黨特務和港英當局得知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消息后,警戒更加森嚴,多方阻撓。12月11日,港英警察突然搜查中共香港分局統戰委員會機關,並拘捕了譚天度同志,這也加大了北上的難度。第三,李濟深將軍事策反工作作為民革重點工作,他提出策反工作需要推遲北上。加之當時有許多家事使李濟深牽挂:兩個孩子遠在美國求學,不能歸來照顧親人﹔時任嶺南農學院院長的大兒子因李濟深反蔣而遭監禁﹔抗日時送去參軍的兩個孩子,一個在杭州空軍軍官學校就讀,已被國民黨扣壓當人質,另一個在成都幼年空軍學校讀書的也已被監視,這些遠在外的親人使他日夜挂念。而且,當時李濟深夫人因生活勞累及思念一雙在外的兒子重病住院,肝癌已到晚期,腹部已出現腹水,他北上就是生離死別。

李濟深積極領導軍事策反

早在1946年初,李濟深就與馮玉祥、龍雲、朱蘊山等決定開展反蔣軍事策反工作,秘密成立了軍事策反小組,由馮玉祥任組長。1946年6月,馮玉祥被迫出國,在他出國前,在南京與李濟深等人秘密集會,決定軍事策反小組工作由李濟深、龍雲、蔡廷鍇、譚平山、余心清、楊杰、王葆真、朱蘊山、梅龔彬負責,還決定了分工,西南各省由龍雲負責,北平方面由余心清負責,朱蘊山駐上海,負責各方面的聯絡工作,李負責國內、馮負責國外。

由於策反工作需要較多的經費,李濟深家境並不富裕,但他還是將他出租房子所得每年一億元租金,拿來作為活動經費,中共得知李濟深等人的這一舉動,由董必武送來700萬元活動經費,以示支持。其中王葆真拿了500萬元,余心清拿了100萬元去進行策反。

民革成立后的1月4日,在召開第二次中央執監會全體會議上,成立了軍事小組,由於軍事小組工作的特殊性,即便在民革內部也是秘密的,所以現在找不到軍事小組成立的相關紀錄。

李濟深認為,策反工作是民革特殊作用之所在,“民革應努力爭取這些從國民黨中分化出來的軍政人員讓他們轉而為人民服務”。他在港的兩年間,曾發出無數的親筆信(有的寫在白綢條上),給國民黨軍政人員。採取其他方式接觸的人,為數更多。

在民主黨派人士北上之時,李濟深認為,軍事策反是推翻蔣介石政權的一項重要工作,也是促進新政協召開,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必須做的一項重要工作。所以,盡管中共中央一再催促李濟深早日去解放區,他都以“瓦解蔣軍工作為重”,“在國民黨將領紛紛與他聯系之際”,“期待有所作為”,而推遲去解放區的日期。

1948年6月5日,民革中央發布《告前南京國民黨系統黨員書》,告訴他們趕快覺悟,立即脫離蔣介石反動集團,投到人民革命陣營中來。

正因為此,民革軍事策反工作成績菲然,此不贅述。

李濟深還在組織反蔣武裝,開展敵后游擊戰中起了作用。1948年春,李任命王列生任桂東游擊支隊司令,指定容縣黃未若與王相互呼應,擾亂敵后治安,1949年,他們所屬部隊參加了整編。1948年2月,李介紹黃埔畢業生賴慧鵬參加民革,賴於12月13日宣布起義和通電,協助解放軍追殲國民黨殘余部隊。

突破重重困難,李濟深毅然北上,參加新中國的建立

李濟深的策反工作,引起了蔣介石的恐懼,國民黨特務到處偵察李的行動,伺機行凶破壞,北上接送工作難度陡然增大。周恩來為此特別電示錢之光:“今后的行動要更加謹慎。”這時解放戰爭戰場上形勢迅速發展,此種情形和新政協籌備會的急需,都使李的及早北上變得迫在眉睫。1948年底,李濟深決定結束他在香港的活動,接受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多次邀請,離港北上。

李濟深北上是中共香港分局最費斟酌的難題,潘漢年、錢之光、方方等為此彈精竭慮,同密部署,如何做好離港時的安全和保密工作,而且要求一定要在大連港靠岸,到達后要住在大連最好的旅館。李濟深登船前具有傳奇色彩的安排,已有許多報道,不再贅述。1948年12月26日晚,李濟深終於登上了“阿爾丹”號蘇聯貨船。三天后,《華商報》正式發布李濟深北上參加新政協的消息。

為慶祝這次難忘的航行和1949年元旦的到來,12月31日晚,北上的民主人士在船上互祝新年。茅盾特地請李濟深題詞,李信筆寫道:“同舟共濟,一心一意,為了一件大事!一件為著參與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康樂的新中國的大事!同舟共濟,恭喜恭喜,一心一意,來做一件大事,前進!前進!努力!努力!”父親興奮之情躍然紙上。

1949年10月1日,李濟深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見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李濟深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作者為李濟深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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