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詳情頁
民革中央網站>>黨史資訊
“五一口號”前后,民革政治思想有何重大轉變?     金綺寅    2018年04月19日15:07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的“五一口號”,得到包括民革在內的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有力地促進了新中國的建立。從這天開始,民革明確表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轉變成為具有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政黨。

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主席等率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進入北平。

這是同前來迎接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在西苑機場合影。

左起:沈鈞儒、朱德、董必武、李濟深、陳其瑗、郭沫若、黃炎培、毛澤東、林伯渠、馬敘倫。

民革成立初期的政治思想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迅猛發展,為推動抗戰形勢的發展,各民主黨派認為,隻有以民主為武器,才能促進國內政治的進步,促進國內團結。在這種背景下,何香凝、李濟深、陳劭先等人一致認為,要改變國民黨統治集團的錯誤政策、恢復孫中山的革命三民主義,除了要廣泛團結抗日民主力量外,同時還要聯合一切不滿現狀的國民黨人,從內部進行斗爭,於是開始醞釀建立國民黨民主派的組織。

1943年8月,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在重慶成立。1946年4月,中國民主促進會(后改名為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簡稱民促)在廣州正式成立。二者的成立,為民革的最終成立做好了思想上、組織上的准備。

1946年,遠在美國的馮玉祥專門致信給李濟深等人,認為國民黨民主派聯合之事應盡快進行。1947年3月,李濟深由上海到香港。發表《對時局意見》,公開表示抗戰后中國不幸局面的根源“就是違背孫總理遺教的中國反動派”,蔣介石是“反動派的領袖”,“應負主要責任”。在李濟深看來,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被獨裁專制氣氛所籠罩”,與其講團結、恢復政治協商、組織聯合政府已經不可能實現,必須要推翻蔣介石政權。何香凝也認為蔣介石控制下的國民黨和政府的種種行為違背了孫中山的救國救民的意願,“不過是周厲王、秦始皇這一流人物”。國民黨民主派從此反蔣公開化,並開始醞釀成立新的組織與國民黨徹底決裂。

1947年下半年,國民黨在軍事上節節敗退,政治經濟日益破產,人民解放軍戰略反攻勝利,國共力量的對比開始發生了根本性質變化。國民黨越來越多的愛國民主分子擺脫了國民黨統治集團的羈絆,集結到一起,站到人民革命陣營中來。

1948年1月,民革中央部分同志在香港合影。

在各方的奔走與籌備下,1948年1月1日,民革正式宣告成立。民革在《宣言》中,宣稱“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之隊內外政策的基本原則”,成立的任務是“為推翻蔣介石的賣國獨裁政權,實現中國之獨立、民主與和平。”民革宣布,“脫離蔣介石劫持下的反動中央,集中黨內忠於革命之同志,為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而奮斗,並發布行動綱領,願與全國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攜手並進,徹底鏟除革命障礙,建立獨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國”。而《告本黨同志書》則被認為在民革瓦解國民黨的專制統治、促進國民黨內愛國民主人士覺醒中起到重要作用。文告鮮明地提出了民革的政治主張,指明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仍為實現三民主義反帝、反封建之必要手段”,號召民革黨員“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把中國建立成為“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民革還強調,贊同成立聯合政府主張,同意新民主主義綱領的基本原則,並呼吁成立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代表參加的民主聯合政府。

民革從成立伊始就公開表明了自己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反對美帝國主義援助蔣介石進行反革命的政治立場,並申明了對孫中山精神繼承的態度。由於民革所號召的對象是國民黨人士,尤其是掌握著軍政大權的人物,因此這樣的政治立場、主張是根據當時的政治形勢、力量對比以及思想認識水平提出的。國民黨內許多黨員原本就對蔣介石的獨裁專制不滿,民革的旗幟和主張使他們看到希望和出路,因此千方百計地與民革取得聯系,積極參加民革。至此,國民黨愛國民主力量實現了第三次集結。革命的國民黨派與蔣介石徹底劃清界線、分道揚鑣了,國民黨民主派的斗爭進入由反蔣救國到公開推翻蔣政權的時期。

但從其政治主張看,還存在某些不適當的觀點,如認為“三民主義”是“救中國之唯一良方”、“中國國民黨仍為中國革命之領導政黨”等。此外民革是由國民黨中的進步分子所組成的,由於背景和歷史條件不同,在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上意見並不一致,內部有各種思想紛爭。有少數人提出搞武裝、擴大勢力,自成體系,以便一朝全國取得勝利,可以分紅﹔還有一些民革領導,因為接受過“歐風美雨”的洗禮,對西方民主政治抱有幻想,希望走上國共之外的“第三條道路”。面對不同人的聲音與觀點,李濟深堅持“兼容並包”的原則,認為隻要民革能盡快成立、能夠團結一切國民黨愛國軍政人員反對內戰、推翻蔣介石政權,其他黨內分歧都是小事,因此起草的《成立宣言》等文件照顧了各方面的意見,最后決定通過強調堅持三民主義、進行民主革命的政治主張來保証革命大目標、大方向和總方針政策的一致,保障了民革作為國民黨內民主組織的統一和團結。何香凝也曾說:“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盡可能多的團結一些國民黨內的愛國人士,打倒蔣介石。而這些人都對總理有極深的信仰,用三大政策救國的道理最能說服他們。”

民革成立以后,美國政府、國民黨內各派政治力量都在極力拉攏民革為己所用。民革以何種方式加入中共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是否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成為民革必須正視的重大政治問題。

“五一口號”之后民革政治思想的轉變

1948年5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全文刊發的“五一口號”。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提出徹底摧毀國民黨反動政權、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真正民主的聯合政府新政權的綱領。一方面是蔣介石的倒行逆施、專制獨裁、踐踏民主,另一方面是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民族的解放、為國家的和平民主的不懈努力和付出的巨大犧牲。加之戰場上軍事勢力的對比、人民及輿論的支持,誰代表著中國未來,已是一目了然。

李濟深

在“五一口號”發布后,民革與民聯、民促等立即表示擁護與響應。5月5日,李濟深等聯合致電毛澤東 ,對“五一口號”第五條極表贊成和擁護,認為“五一口號”的發出“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合本同人等之本旨”,並將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滿腔希望寄托於中國共產黨。

1948年5月5日,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發出通知,積極擁護中共中央的“五一口號”。

5月23日,譚平山發表《適時的號召——論中共“五一”節口號》一文說:“在這樣有利於民主勢力的形勢下,民主黨派再依靠保持現狀,不作進一步要求的表示,是不能滿足人們的要求的”,“中共的‘五一’節口號,就是適應人們要求的號召”。譚平山還在文中分析了新政協的作用,認為“新政協是各民主黨派分擔革命責任的會議,而不是分配勝利的會議。”這篇文章對於推動各民主黨派、響應中共“五一口號”、促進新政協會議的召開,有著積極的歷史意義。

受“五一口號”影響,國民黨一些上層人物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譚平山描述到,受“五一口號”影響,“在一年以前,都市裡許多不關心政治的上層人物,表示並不反對國民黨打共產黨,但希望早一些打完共產黨,快點給他們和平。現在呢?他們改變了。他們希望共產黨早點打完國民黨,快點給他們和平。”

6月25日,在經過多次充分討論,民革公開發表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聲明》,明確表示贊同中共中央“五一”號召,公開表示要“以此號召本黨同志、全國人民,為新政協之實現,人民代表大會之召開,民主聯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在這篇聲明中,民革對當時“第三方面”的傾向做出了有力的反應,指出“今日中國隻有革命和反革命的兩條道路,即愛國與賣國之分,民主與反民主之分,其間絕無中立徘徊之地。”民革號召各界人士,要想救國救人民乃至救自己,就要“站到人民陣營方面來”!

此后,民革中央政治委員會圍繞新政協問題,連續召開了十幾次會議,認為新政協已具備了“成熟的條件,其必然成功是顯而易見的”,力促新政協召開。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密安排下,包括民聯、民促、民革在內的各民主黨派和著名愛國民主人士代表從這年的8月起陸續到達解放區,參與到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中。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變化,通過越來越多地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實踐,民革內部思想逐漸得到了統一,認識到三民主義已無法適應新形勢的需要,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地位不可替代,體會到新三民主義與三民主義的差別,民革對自己的政治思想提法進行了轉變。1949年1月22日,李濟深、譚平山等55人聯名發表了《對時局的意見》,第一次正式公開表明了民革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態度。這標志著民革實現了從成立初期的聯共反蔣,到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路線的重大政治轉變。

由此可見,在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發表后,國民黨民主派從初期的聯共反蔣、以實現三民主義為最高理想轉變到了響應中共“五一口號”、確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贊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組織民主聯合政府的立場上來了。在這個轉變過程中,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的作用是明顯的。正是在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的影響下,民革的政治立場實現了重大轉變,並最終成為中國現代史上一支進步政治力量,成為推動民革繼續前進的重要政治基礎。(作者金綺寅 單位:民革中央宣傳部黨史處)

專題推薦

  • 民革微信公眾號

    友情鏈接

    中共中央統戰部| 全國政協辦公廳|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 中國民主同盟| 中國民主建國會| 中國民主促進會| 中國農工民主黨|
    中國致公黨| 九三學社|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 全國工商聯| 歐美同學會| 黃埔軍校同學會| 中華職教社| 新華網| 中新社|
    人民網| 團結網| 人民政協報| 中國政協新聞網| 中華工商時報| 中國網中國政協頻道| 中華南社學壇| 畢節統一戰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