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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主黨派積極響應“五一口號”  來源:團結報    宗鮑    2018年04月12日14:47

《人民日報》刊登的各民主黨派與無黨派民主人士聯合擁護中共“五一口號”的通電和給毛澤東的復電。

1948年中國共產黨發布“五一口號”,各民主黨派積極響應,在政治上實現了從同情和傾向中國共產黨到公開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轉變,為各民主黨派在革命、建設、改革時期,與中共真誠合作、榮辱與共奠定了重要基礎。今年是“五一口號”發布70周年,本版將連續刊文紀念,敬請留意。

1948年中共中央提出的“五一口號”,得到了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他們發表宣言、通電和談話,並接受邀請奔赴解放區,與中國共產黨共商建國大計。這是我國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發展史上一件具有裡程碑意義的事件,標志著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公開、自覺地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標志著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堅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道路,標志著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和政黨制度建設揭開了新的一頁。

“五一口號”提出時的國內局勢

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軍在各個戰場上繼續發動攻勢,並相繼取得勝利。在華東,譚震林、許世友率領的華東野戰軍一部解放了除濟南、青島、臨沂等少數據點以外的山東全境。在陝北,彭德懷率領的西北野戰軍發動的宜川、瓦子街一戰,為解放大西北奠定了基礎。4月22日,西北野戰軍收復了延安。在華北,聶榮臻等率領的晉察冀和晉冀魯豫野戰軍分別出擊察綏、保定以北和晉中,孤立了(北)平(天)津保(定)之敵,包圍了太原。在東北,林彪、羅榮桓率領的東北民主聯軍在冬季攻勢中殲敵新五軍等部15萬余人,解放四平。在中原,陳毅、粟裕率領的華東野戰軍一部進行的豫東(開封、睢縣、杞縣地區)戰役和襄樊戰役的勝利,完全打亂了蔣介石在中原地區的防御體系。1948年3、4月間,劉鄧大軍千裡挺進大別山,戰線從黃河流域推進到長江北岸,對國民黨南京政府形成強大威脅,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

從人民解放軍的整體情況看,經過兩年的艱苦作戰,共殲敵264萬余人。解放軍總兵力增至280萬余人,其中正規軍近160萬人。解放軍不但基本上形成了野戰軍、地方軍、游擊部隊三者結合的完整體系,而且在軍政素質、戰術技術水平、裝備方面有較大提高。此時的國民黨軍隊總兵力下降至365萬人,其中正規軍198萬余人,用於一線的174萬余人。雖然在數量上還佔優勢,但是,其內部固有的派系矛盾日益加深,士氣更加低落。

解放戰爭局勢的發展,促使更多的民主黨派人士站到堅決反對美蔣反動派、同中國共產黨攜手奮斗的立場上來,一些愛國民主人士向中共中央建議,盡快成立全國政權機關,以與國民黨的總統選舉相對抗。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提議:解放區應緊急成立聯合政府政權機構,以對抗國民黨偽國大后的局面。民盟中央負責人沈鈞儒向中共中央提議:解放區應成立產生聯合政府的籌備機構,以對國內外號召否認蔣介石偽總統。沈鈞儒希望中共考慮,可否由中共通電各民主黨派,建議開人民代表會,成立聯合政府,或由各民主黨派向中共通電提出此項建議。

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這些意見,立即引起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高度重視。1948年3月4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組織部部長朱學范:“欣悉先生到達哈爾濱,並決心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為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偉大的共同事業而奮斗,極為佩慰。我們對於先生的這一行動,以及其他真正孫中山信徒的同樣的行動,表示熱烈的歡迎。”3月6日,中共中央發表評論,表示願意與民革、民盟等民主黨派“攜手前進”。4月27日,毛澤東寫信請劉仁轉告張東蓀、符定一,邀請他們及許德珩、吳晗等民主人士來解放區參加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會議,討論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和關於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合作及綱領政策問題。會議名稱擬稱為政治協商會議,開會地點在哈爾濱,時間在當年秋季。

1947年10月,國民黨當局宣布中國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中國民主同盟總部被迫宣告解散。1948年1月,中國民主同盟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恢復中國民主同盟總部。1948年,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各民主黨派紛紛表示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在客觀上促成了“五一口號”的形成。

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的提出

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的起草與正式發布,在時機成熟和條件成熟的情況下,還緣於廖承志的一封電報。1948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快到了,按慣例,為紀念這一節日,每年這個時候,新華社對外作出專門決定,發表宣言、口號,舉行集會、游行,刊發文章、社論。革命戰爭迅猛發展形勢下的1948年“五一”勞動節,自然也不會例外。當時擔任新華社社長的是廖承志,正率隊駐扎在位於太行山涉縣的東西戌村。在“五一”國際勞動節到來之際,他給中央發來一個十分簡短的電報,詢問“五一”勞動節快到了,中央有什麼重要事情發布。電文很快傳到了西柏坡,機要工作負責人羅青長隨即把來電送給中央書記處書記周恩來。

廖承志的這封簡短來電,當即引起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國民黨反動統治即將崩潰,該是對外公布共產黨人的政治主張、提出新中國政權藍圖的時候了。於是,“五一口號”初稿應運而生。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在晉察冀軍區所在地河北省阜平縣城南庄召開(又稱城南庄會議),會議討論通過了胡喬木起草並經毛澤東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

當日,通過陝北的新華社正式對外發布。5月1日,《晉察冀日報》頭版頭條刊發了“五一口號”。“五一口號”一共23條,其中第4、5條內容如下:

(四)全國勞動人民團結起來,聯合全國知識分子、自由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和其他愛國分子,鞏固與擴大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為著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奮斗。

(五)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對“五一口號”初稿進行了重要修改。第5條初稿內容為:“工人階級是中國人民革命的領導者,解放區的工人階級是新中國的主人翁,更加積極地行動起來,更早地實現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毛澤東拿起筆來,將“五一口號”初稿第5條修改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五一口號”第5條的修改提出,表現了中國共產黨對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誠意和決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團結合作即將進入嶄新時代。

5月1日,毛澤東寫信給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主持盟務的民盟常務委員沈鈞儒,以協商的口氣具體提出了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時間、地點、參會黨派和原則、實施步驟等,對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第5條作了進一步的補充。信中說:在目前形勢下,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相互合作,並擬訂民主聯合政府的施政綱領,業已成為必要,時機亦已成熟。國內廣大民主人士業已有了此種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實現這一步驟,必須先邀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一個會議。在這個會議上,討論並決定上述問題。此項會議似宜定名為政治協商會議。一切反美帝反蔣黨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均可派代表參加。不屬於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反美帝反蔣黨的某些社會賢達,亦可被邀參加此項會議。此項會議的決定,必須求得到會各主要民主黨派及各人民團體的共同一致,並盡可能求得全體一致。會議的地點,提議在哈爾濱。會議的時間,提議在今年秋季。並提議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本月內發表三黨聯合聲明,以為號召。毛澤東的這封信函,表達了共產黨對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強同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團結合作的堅定決心和真誠意願。

5月初,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邀請各民主黨派代表來解放區協商召開新政協問題的指示》,部署各地地下黨與民主人士接洽,邀請並護送他們前來解放區。毛澤東還向香港、上海的黨組織作了專門交代:歡迎民主人士進解放區來商談,不管是團體代表或個人,隻要表示願意進來,就應與之直接磋商進來的辦法,給予幫助。

“五一口號”的發布,切合人民的要求,符合人民的願望,為中國指明了未來發展的目標與方向。

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愛國民主人士熱烈響應

“五一口號”發布之后,各民主黨派和各界愛國民主人士紛紛發表通電、決議和聲明,熱烈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

1948年5月1日上午,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在李濟深寓所聚會,熱烈慶祝“五一”勞動節,響應中共“五一口號”。5月3日,李濟深召集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聚會,向他們傳達了毛澤東來信的內容,共同討論了中共的“五一口號”。民革中央委員梅龔彬也在同日發表了題為《建立真人民政權,響應“五一”號召》的文章。

5月5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李濟深、何香凝,中國民主同盟沈鈞儒、章伯鈞,中國民主促進會馬敘倫、王紹鏊,中國致公黨陳其尤,中國農工黨彭澤民,中國人民救國會李章達,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蔡廷鍇,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譚平山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聯名致電毛澤東,響應中共“五一”號召。其中寫道:

國土重光,大計亟宜早定,同人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張,乃讀貴黨五一勞動節口號第五項,密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本旨,曷勝欽企,除通電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進完成大業外,特此奉達。

5月8日起,在港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以及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以“目前新形勢與新政協”為題,連續召開座談會,民革及其他民主黨派人士先后在會上發表演說,一致認為中共中央“五一口號”,對於團結各民主黨派,動員廣大人民民主力量,促進革命勝利,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5月23日,譚平山發表《適時的號召——論中共“五一”節口號》一文說:“在這樣有利於民主勢力的形勢下,民主黨派再依靠保持現狀,不作進一步要求的表示,是不能滿足人們的要求的”,“中共的‘五一’節口號,就是適應人們要求的號召”。譚平山還在文中分析了新政協的作用,認為“新政協是各民主黨派分擔革命責任的會議,而不是分配勝利的會議。”這篇文章對於推動各民主黨派、響應中共“五一口號”、促進新政協會議的召開,有著積極的歷史意義。

受“五一口號”影響,國民黨一些上層人物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譚平山這樣描述到,受“五一口號”影響,“在一年以前,都市裡許多不關心政治的上層人物,表示並不反對國民黨打共產黨,但希望早一些打完共產黨,快點給他們和平。現在呢?他們改變了。他們希望共產黨早點打完國民黨,快點給他們和平。”

6月4日,在港各界民主人士柳亞子、茅盾、章乃器、胡愈之、朱蘊山等125人發表聯合聲明,熱烈贊同中共中央提議。

8月1日,毛澤東再電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馬敘倫等,作熱誠表示:

諸先生贊同敝黨五月一日關於召集新政協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一項之主張,並熱心促其實現,極為欽佩。關於召集此項會議的時機、地點、何人召集、參加會議者的范圍,以及會議應討論的問題等,希望諸先生及全國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討,並以卓見見示,曷勝感荷。

各民主黨派積極響應

一石激起千層浪!各民主黨派一呼百應,紛紛以各種方式發表聲明、宣言、告全國同胞書,響應“五一口號”。

5月,民聯在香港發表了《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宣言》,表示“衷心的一致的贊同這個正確的號召。”民促也發表了《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宣言》,表示“與我們目前的主張相符合”。

5月7日至6月28日,台盟等先后發表通電或宣言,響應中共“五一口號”,為召開新政協而努力。5月7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呼吁台灣同胞響應“五一口號”。在這份告台灣同胞書中,台盟號召“同胞們!趕快起來響應和擁護中共中央的號召……准備參加‘政協會議’‘人民代表大會’和‘民主聯合政府’”。此后,台盟積極參加新政協的籌備,並推舉代表參加新政協會議,參與《共同綱領》的制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選舉,為新中國的創建作出了貢獻。

5月23日,民建公開響應中共“五一”號召,向世界宣告了選擇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立場。當時民建總會和黃炎培等領導人仍在國統區的上海堅持地下斗爭。5月14日,盛康年由香港帶著沈鈞儒寫給張瀾、黃炎培的信到了上海,介紹了在港各民主黨派響應“五一口號”的情況。5月23日,民建在上海秘密召開了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一致通過了“贊同中共‘五一’號召,籌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並推章乃器、孫起孟為駐港代表,同中共駐港負責人及其他民主黨派駐港負責人保持聯系”的決議。這個決議,成為民建發展史上一個重大轉折,標志著民建放棄了最初成立時“不右傾、不左袒”的中間路線,選擇了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中國共產黨團結合作的政治立場。

5月24日,中國民主促進會發表《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宣言》。指出:中國共產黨發布了“五一”廿三條是近百年來中國革命史的結晶,是今后中國政治運動航向的指標,中國的民主人士及民主黨派就是要團結在這口號的周圍,形成堅固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為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反官僚資本主義而奮斗,以奠定我們子子孫孫萬世太平的始基,要不然,就要自暴自棄,甘為歷史的車輪所輾碎。光明與黑暗,生存與死滅,中間沒有任何第三條路徑可循進的。

6月9日,致公黨發表《響應中共中央“五一號召”宣言》,高度評價“五一號召”是“富有變革歷史意義的文獻”,明確表示擁護召開新政協的建議,認為“政協是實現民主聯合政府的首要步驟和基礎”,並提出“召集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一部人民的憲法,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並“特為鄭重宣言,完全同意中共‘五一’號召,忠誠地和全國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僑胞共同擔負起這個偉大歷史時期的現階段革命的神聖的任務,使新政治協商會議早日召開,實現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集,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新中國”。

6月14日,中國民主同盟在《致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報館暨全國同胞書》中表態擁護,並聲稱:“中共五一口號發布以來,各方紛紛熱烈響應,足見政治協商與聯合政府的主張,決非任何一黨一派獨有的主張,而是一切民主黨派和民主團體乃至全國人民的共同要求”。

6月16日,農工黨發表宣言稱:“中共中央‘五一’號召主張:‘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這是加速勝利有力的號召,亦即是建立各革命階級的聯盟,鞏固和擴大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的必要步驟,實現新中國的正確途徑。”

6月25日,在經過多次充分討論,民革公開發表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聲明》,明確表示贊同中共中央“五一”號召,公開表示要“以此號召本黨同志、全國人民,為新政協之實現,人民代表大會之召開,民主聯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在這篇聲明中,民革對當時“第三方面”的傾向做出了有力的反應,指出“今日中國隻有革命和反革命的兩條道路,即愛國與賣國之分,民主與反民主之分,其間絕無中立徘徊之地。”民革號召各界人士,要想救國救人民乃至救自己,就要“站到人民陣營方面來”!

1949年1月26日,在北平解放前夕,九三學社在國統區的北平《新民報》上發表《擁護中共“五一”口號暨毛澤東八項主張的宣言》。

投入到建立新中國的奮斗中

響應“五一口號”后,各民主黨派立刻投入到建立新中國的奮斗中。

民革公開發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聲明》后,民革中央政治委員會圍繞新政協問題,連續召開了十幾次會議,認為新政協已具備了“成熟的條件,其必然成功是顯而易見的”,力促新政協召開。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密安排下,包括民聯、民促、民革在內的各民主黨派和著名愛國民主人士代表從這年的8月起陸續到達解放區,參與到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中。

1948年8月,章乃器與孫起孟等同其他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代表陸續奔赴解放區,與中共一道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為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著手准備。1949年1月22日,李濟深、譚平山等55人聯名發表了《對時局的意見》,表示“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

“五一口號”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組建民主聯合政府的真誠態度,推動了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人士對中國共產黨的熱烈擁護,也促使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召開。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協籌備會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9月,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團體和中國共產黨一道參加了北平政治協商會議,經協商制定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並將《共同綱領》作為自己的政治綱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標志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的完成,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一起,開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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